浅议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

本文分不同的历史阶段,评述了"贤妻良母"的时代变迁和观点论争.认为近代关于"贤妻良母"的论争和总结论证,解决了一个富于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指出了女性的真正归宿,这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塑造新时代的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念也开始吸收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有人将妇女“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定位,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并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贤妻良母”的标准和内涵,在一种新式的情境下强调妇女的“母职”和“妻职”。尽管“新贤妻良母主义”仍然充满了封建守旧色彩,但是它对于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重新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

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晚清时期所输入的传统与现代并蓄的新式教育理念“贤妻良母主义”,虽经五四时期现代“娜拉精神”的冲击而黯然失色,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成了一股强劲的隐性挑战力量,并在抗战前后勃兴为一场大规模的“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主义”大论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知识界(女界)在驳斥国民政府及保守知识界复古论调的同时,也向广大女性提出了“从国家”“从民族”,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的新要求,号召广大女性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与之相应和,抗战文学也对民族救亡所需要的新贤妻良母进行了身心重塑,进一步书写了抗战女性在担负国家民族与家庭母职/妻职之间的困境,发出了女性解放的进一步吁求。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中期 ,“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讨论在报刊流行一时。主张妇女回家的多为男性 ,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多为女性。回顾此次论争 ,考察论争发生的背景及两性观点的歧异 。

二十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

一般认为,贤妻良母主义必然反对女子就业,而中国的贤妻良母主义源自日本。至少在20世纪初,中国近代各个政治派别,包括中国近代贤妻良母主义的首倡者,几乎都曾力倡女子就业。最早开展近代女子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近代贤妻良母论,在其最初的设计中,培养“贤妻良母”与职业妇女同是女子教育的目的。梁启超等的贤妻良母主义,来自美国传教士和日本近代思想家,但他们未批判传统“贤妻”观,而将“男女平权”寄望于将来。

“贤妻良母主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主流

近代中国主流女子教育观,从清末维新派提出"贤妻良母主义"以来,虽然随时俱移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但基本上始终围绕着妻职与母职进行阐述。清末的大多数普通女学堂都是把培养贤妻良母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时至民国,女子教育宗旨和制度不乏更新之处,但仍以清末以来的"贤妻良母主义"最有影响。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实际上是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希望女性以现代的知识成为文化、道德和能力的结合体,但是对于女性基本角色的定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观的嬗变: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

民族主义使女子学校教育进入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而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制变革即为显证。它不仅促进了女学的发展和女子教育平等权的获得,也推动了女子教育观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嬗变,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女子教育不只停留于妇女对国家的尽责上,还肩负了恢复、张扬女权的重任。

冰心创作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及其建构

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冰心吸纳近现代贤妻良母主义中所包含的有利于女性家庭社会地位提升和生存发展的因子,又接受西方博爱思想以及平等民主的现代理念,拓展贤妻良母主义现代内涵,构成包含一定女性意识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在一定阶段为女性生存的合法性、女性现代性自我主体建构起到作用。但是,正如贤妻良母话语本身以及这一话语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样,冰心的"新贤妻良母主义"也无法超越历史、摆脱羁绊,对其贤妻良母主义的复杂性和局限性都要进行仔细辨析。

女性家庭角色的现代变迁——从“贤妻良母”到“夫妻和睦”

新时代男女两性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家庭事务与家庭资源的决策和分配权利上逐步与男性趋于平等,夫妻以平等的家庭地位共同持家养家、共担家庭责任。基于此,文章认为女性也是家庭生计的供养者,鼓励建立夫妻合作式家务劳动模式,一方面增强男性家庭角色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母亲"的角色积极凝聚家庭成员亲情力量,树立"夫妻和睦"新形象。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电视广告中“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

电视广告作为市场经济时代大众传媒商业性的代表,在最大程度运用消费者定位进行商业宣传的同时,其展现的广告内容也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社会性别建构的作用。本文选择电视广告中的女性"贤妻良母"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其所展现的女性形象对社会性别建构所起的影响,并为构建大众传媒和女性群体的良性关系提出建议。

也论“贤妻良母”

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妇女的解放,“贤妻良母”中的封建因素不断被摒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进一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了妇女更大范围的解放。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呈现不同时代“贤妻良母”的某些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还存在着角色上的冲突与困惑。

日本近代女性意识的变化——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

"贤妻良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要求,它束缚着女性人格,扼杀了女性的自由。日本步入近代以来,统治阶层仍然试图利用"贤妻良母主义"来制约女性身心的发展,尽管这样,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刺激下,社会上仍然出现了一种从原有观念中觉醒、反对"贤妻良母主义",追求权力和自由的"新女性"思想。

1920年代广告中的“摩登贤妻良母”形象——以《妇女杂志》为例

1920年代,伴随着我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摩登”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女性形象发生了改变。《妇女杂志》①作为“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②,刊载的大量广告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外表时尚,物质、精神生活现代化的摩登女性形象,同时强化了摩登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贤妻良母”角色期待,塑造和传播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摩登贤妻良母”。

20世纪初期女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

20世纪初期,贤妻良母主义盛行,与男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不同,女性知识分子从女性角度出发,赋予了它独特的含义,这其中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生活经验。她们重构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思想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女性主义看路遥笔下的贤妻良母形象

路遥作品中,塑造了一些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无私奉献,是符合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的审视下,这些贤妻良母过的却是丧失了自我与个性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论《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他的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解读这类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十七世纪女性的真实风貌,更能由此了解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时所袒露出的男权意识的伦理理想。

现代版贤妻良母──冰心女性观探析

冰心的女性观得自于她的成长背景。她的女性观与家庭意识密切相关。现代版贤妻良母的女性观既包含着妇女解放的时代内涵，又与人们潜意识下的传统伦理观念有某种妥协。

“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

“良妻贤母”曾经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时的中国也曾受其影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然而,近代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贤妻良母与成为现代女性不矛盾

贤妻良母本是个好词。但由于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在传统意义上有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属品、相对男性处于服从地位之意而遭到人们反对。应对其涵义进行改造,赋予现代意义。女性为妻为母当然要成为贤妻良母,这与成为现代女性不矛盾。

爱国女杰与贤妻良母:前“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期刊的性别构建

近代女性期刊中的文学叙事女性性别主体构建,是一个融合政治话语、历史语境、审美理想、文化象征等多种意义包含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内外""闺阁"与"社会"的思维定势外化为女性构建的两种路径:以国家救亡为功利性目标感召下的爱国"女杰"形象;以新知识武装的"新贤妻良母"系列。这两类女性形象在近代女性著名期刊《女子世界》与早期的《妇女杂志》中有充分地体现,而如柳亚子、叶圣陶等近现代知识分子也通过自身文学创作回应了两种路径的观点和主张。性别主体构建体现了前"五四"时期对于女性性别主体的"选择性忽略",女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经历了"国家"到"家庭"的转换,但唯独没有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彰显,这也预示了"五四"文学女性主题的先声和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