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财政与货币协同的理论思考

风险社会大背景下,财政与货币协同需要思维方式创新与理论工具重建,应与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与目标相匹配,应基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基于不确定性而不是确定性的视角来思考财政与货币协同问题。当前和未来,我国面临经济“三重压力”,财政与货币协同应致力于引导预期与构建发展的确定性,如此,才能在短期以超常规政策稳住经济大盘,在长期以激发潜力提升国家战略竞争能力。在此思维框架下,可得到一些“颠覆性”认知,包括:政府赤字预示着私人部门的盈余;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债务是“资产”而非“负债”;财政“不可能三角”会变为“可能三角”;赤字以及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无必然联系。未来,我国应从战略上考量财政与货币协同问题,“纾困”需要发挥好货币作为“水库”和财政作为“沟渠”的协同作用,运用市场化方式将利率降至合理水平以降低国家发展成本。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美国样本与中国路径

本文选择大国财政政策为研究对象,从美国财政政策的制度演变和货币政策协同两个维度进行金融史的回溯研究,得出结论:一是美国财政政策呈现制度性和理论性的演变;二是美联储投资美债受“赤字经济学”驱动,外国官方持有存在货币回流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策略建议:一是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国债操作不应受理论约束而应评估政策效果;二是国债具有财政功能,购买/发行应体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三是发挥基准功能、疏通传导梗阻是国债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提条件;四是扩大境外官方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规模是大国货币演进的必要环节。

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基于公共风险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又于2022年10月首次提出“两个规范”,旨在落实分配制度与分配预期。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文章以问题或风险为导向,在构建的“问题—目标—工具”逻辑框架中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关系,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具有内生的、历史的和风险的多重逻辑关系;具有理论上内生嵌入性、对象上指向同一性、实践上“两手”协同性、风险上角色互换性等四个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或能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思考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中国宏观杠杆率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调控——基于时变特征和杠杆异质性视角分析

基于时变特征和杠杆异质性分析视角,采用MS-VAR和TVP-VAR模型探究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区制转移效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率的动态传导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宏观杠杆率调控存在明显的三区制特征,样本期内整体以稳杠杆阶段为主;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货币资金产生一定的协同调控效应,且货币资金的宏观杠杆率抑制效应优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从杠杆结构的异质性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居民杠杆率的抑制效应更稳定,货币资金对非金融企业和政府杠杆率的抑制响应更迅速,稳杠杆阶段中政策冲击程度和持续性有所增强,但需注意调控政策存在的替代效应。据此,应延续“稳杠杆”取向不急转弯,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想

在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冲击世界经济、中国面临"两个前所未有"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以货币融资操作为关键内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新框架具有理论研讨和实践构想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区分了"赤字货币化"现象与"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概念差异,对近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论演进和制度变革予以总结。进而分析以货币融资操作为关键内容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框架作用于现实经济的传导渠道,并从政策框架层面阐述了近年来学界对实现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构想。最后,本文从理论研讨的必要性、控制政策风险等方面作了现实思考。

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套运用——学习邓子基先生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理论的心得

邓子基先生关于财政与银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思想丰富而深刻。本文对邓先生的财政银行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重点阐述了邓先生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面的理论贡献。基于这些思想和理论,本文还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的着力点进行了说明。

扩大内需的底层逻辑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

扩大内需是2023年中央的首要经济工作,但扩大内需应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达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之效。本文首先梳理了扩大内需的底层逻辑,明确消费和投资的相互关系,提出内循环的需求倍增机制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地位;分别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探讨了中国长期内需不足的主要特征和结构性原因;通过包含三部门、三市场的内循环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性改革的未来方向。笔者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主体的信用透支和债务收缩引起的局部性通缩趋势;亟须发挥国家信用优势,以央行购买国债的方式启动民生工程,打破供需双侧瓶颈,最大限度实现扩内需、稳就业、促增长的乘数效应。

政策催化下,2023年制造业投资大有可为

2022年,价格、盈利、出口等基本面指标表现均较弱,但制造业投资却韧性十足,频频超出市场预期。分析发现,当前制造业投资的驱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由盈利驱动逐步转为政策驱动,产业、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成为支撑制造业投资上行的核心动能。2023年制造业投资仍大有可为,在各地兴起的新一轮技术改造行动、央行引导资金流向制造业、财政配合产业政策加码发力的背景下,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达到10%左右。展望更长期,产业政策支持下,制造业投资的长期增速中枢将有所抬升。

政府债券发行的货币政策支持——来自我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实证证据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有利于形成政策合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本文基于对央行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的文本分析,以及对政府债发行数据的实证检验,从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发行与“入库”的视角验证了货币政策对政府债发行的协同配合.研究发现: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都会显著提高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的概率;更进一步,债务发行之前,在国务院的要求和财政部与央行的诸多协同机制下,央行“大概率”会提前释放流动性,为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发行创造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债务发行之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所具有的“集中”与“隔离”功能,导致债务在发行款缴库时,部分货币退出市场,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也会相应释放流动性,从而平滑发行缴款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

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风险的演化与治理——资产估值的视角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元周期与本国经济基本面“错位”导致的资产估值危机。换言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地位,构建起“美元—美债”循环体系,实现利益本国化和风险全球化,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资产估值。资产估值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便具有自我实现机制,由此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虽然相关指标仍在安全范围内,但外部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陷入“隐性金融危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应当构建以稳定资产估值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在稳定资产估值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并以大国财政思维改善全球风险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