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贸易区试验下中央银行的货币定价权

自由贸易区试验下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活动必然对央行的货币定价权形成一定的冲击。货币定价权包含调节货币内在价值和对外价值两方面。自贸区的金融市场化试验对货币定价权的冲击主要体现在:资金跨境流动影响自贸区内外货币供应量、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而非法资金的跨境流动会增加反洗钱工作难度。因此有必要完善包括制定"自由贸易区法"在内的监管法律体系,在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协同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在区内试行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同时推进中央主导的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和反洗钱的跨境协作,维护央行的货币定价权。

货币政策的汇率效应及人民币汇率定价研究

本文将汇率定价问题纳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框架进行了一般均衡研究,提出并构建了两国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并开发建立了它的人民币兑美元模型。对1992至2000年的人民币粘性均衡汇率进行了定价,并对2001年的定价进行了预测。对1992至2001年的人民币汇率偏离与经常性项目的关系,进行了弹性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定价及其预测是合理和有效的。

中国货币政策通胀指标的选择研究——基于消费者货币定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通胀指标的选择是货币当局长期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消费者货币定价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实证模拟考察在技术冲击条件下央行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中国经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冲击的理论传导机制。模拟显示,技术冲击对两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没有影响,并且在货币政策约束下能够使短期出现剧烈波动的PPI指数迅速恢复平稳。在技术进步的冲击下,央行实施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维持经济增长、改善贸易条件、维护汇率稳定,说明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最优货币政策在本国货币定价模式下更加合理。

美元定价权外移与美联储危机干预之困

由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目前已经演变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美联储自去年以来迭创新招进行危机干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愈演愈烈,每一次的干预都显得徒劳,最终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进行救助。这一方面与危机涉及的金融产品的复杂性有关,另一方面,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也与美元定价权外移有关。本文通过对美元定价权外移的历史背景以及美联储危机干预的效应分析,发现美元定价权的实际外移给美联储的危机干预带来了相当的困惑,由此阐明全球化环境下保住货币定价权至关重要。

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及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弹性分析

本文以开放的宏观经济为框架、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基础、以严格的数学推导为逻辑纽带、以粘性价格为理论依据、以购买力平价的微分冲击形式为理论基础，提出并构建了两国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应用模型，本文对1992～2002年的人民币粘性均衡汇率进行了定价，并对2003年的定价进行了预测。以定价汇率及其预测为标准，对1992～2003年的人民币汇率偏离与经常性项目的关系，进行了弹性分析。根据模型与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重要结论。

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更加的频繁，国际贸易受汇率风险的影响愈加严重，因此，汇率传递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影响汇率传递强弱的因素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外已有的研究文献，以期获得对汇率传递问题更加清晰的认识。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中美贸易条件的影响

根据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本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①的改善,有利于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本文采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的数据进行了VAR建模,计量结果发现人民币的升值没有显著改善中国居民的福利。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厂商出口定价方式的选择(当地货币定价),应对措施是中国需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吃饱了不饿

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对股票和货币定价有用，与经济学家做股票是否更有效率，完全是两件事情。

大宗商品定价权与货币国际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深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与日俱增,我国成为世界大宗商品第一大进口国。然而,我国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定价话语权缺失,造成我国不论是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大宗商品,都被动地高买低卖,造成巨大损失。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一国货币与大宗商品定价的绑定是否有利于推动该国货币国际地位的提高。通过研究获得结论:美国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使得美元与大宗商品绑定,进而有利于美元国际地位提高,并建立实证模型验证该结论。最后,从结论出发认为当下我国应依托"一带一路"逐步渗透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与计价结算,同时在供需端形成产业联盟,并大力发展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提升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权。

不对称价格粘性下的货币政策和福利效应

本文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模型,重点分析了基于不对称价格粘性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在假定本国实行LCP而外国实行PCP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国内外的生产力冲击对本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复杂,其影响程度与货币需求弹性的大小密切相关。在纳什均衡时,外国货币当局拥有实施货币政策的占优策略,而本国最优货币政策则取决于外国货币当局的决策。此外,定价机制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两国福利效应的差异,纳什均衡时本国居民遭受经济扭曲的福利损失要低于外国居民;而合作均衡则能有效地提高纳什均衡时两国总体的福利水平。

货币国际化、定价货币变动与经济波动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的比例持续上升。基于人民币逐步成为定价货币的现实,本文构建一个本币定价和外币定价共存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厂商自由选择定价货币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定价货币不可变的情形,本币定价比例随汇率自由变动会降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如果央行货币政策对汇率做出反应则可以进一步降低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波动,提高社会福利。货币国际化使得本币定价比例上升,提高资源在国际间配置效率,降低汇率波动和通货膨胀风险,因此中国应继续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充当定价货币的职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关税冲击、中间品贸易与货币国际化

本文引入中间品贸易和关税冲击,研究出口品定价货币变动对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国际化能提升本国出口品本币定价比例,增强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减弱由外国加征关税导致的本国出口品价格扭曲和一价定律偏离,进而减小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相较于最终品,本国出口中间品本币定价比例提升能更显著地减小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因此在关税冲击环境下,我国应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注重出口中间品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

美元本位与中美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围国家出发,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美元本位在中美货币政策福利分配中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外围国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美元本位导致了汇率传递的不完全,美国作为美元本位的核心国始终能够获得正的福利增量,而外围国家的福利是否增加,受到美元本位程度、消费替代弹性和国家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元本位程度和消费替代弹性主要影响两国福利分配的总量,而国家规模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两国福利分配的比例。总的来说,中国可以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出口厂商的议价能力以及加强中美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来减少美元本位带来的福利损失。

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研究

本文以境内外汇市场即期汇率、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研究对象,研究境内外汇市场的货币定价权问题。研究表明,境内外汇市场具有一定的人民币定价权,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存在相互影响,境内人民币日间波动幅度的扩大强化了境内人民币定价权;中国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定价权不完全由管制赋予;境内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供需及预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具有显著的外生性。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境内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是境内人民币定价权巩固的基础。

人民币名义升值是否“人民币升值”

以开放的宏观经济为框架，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基础，本文提出并构建了两国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应用此模型，本文对1992-2000年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定价，对2001年的定价进行了预测。本文提出并建立了基于定价汇率的本币升值新度量。以此为基础，本文度量了1993～2000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过程，并预测了2001年人民币升贬值度量。本文对人民币粘性均衡定价汇率及基于这一定价汇率的人民币升贬值度量进行了弹性分析。最后，本文获得了名义汇率升值并不意味着汇率升值等重要结论。

美元本位与中美贸易顺差之谜

在传统理论中,本币升值会导致净出口减少。但是,自2005年以来,伴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中美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上升,由此产生了所谓的"中美贸易顺差之谜"。本文借鉴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Redux模型,在动态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分析美元本位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和经验检验发现,美元本位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之谜"的重要原因。美元本位的作用越强,汇率的传递效应越弱,汇率变动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越小。在汇率传递的不对称影响下,美元本位可能导致汇率对经常项目影响的逆转。

宪法政治场景中的金融危机干预

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通过政治方式、按照政治意图重组社会利益关系,其原因与目的必须接受宪法考量。金融危机已经触及宪法经济利益,货币价格变动影响到了产权及其价值,宪法市场经济体制面临威胁,社会成本分担金融危机损失引发公平与责任争议。从合宪性角度考量,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目的与手段主要有:控制恐慌与舒解社会危机心理,提供短期经济增量与保障社会基本预期,稳定货币利益与调适货币定价权。干预具有道德风险,谁都不能做出干预肯定会使经济变得更好的承诺,因而必须将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行动置于宪法政治场景之中,通过宪法机制抑制干预可能产生的相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