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量货币与传统货币指标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简单加总的货币指标早已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而主流国家的各种改革方案均没有取得成功。其原因是西方学者偏重货币的资产功能,忽视货币的交易功能,对货币的基本认识存在偏差。宇宙中不存在绝对静止的事物,货币的本性是运动。物理学的动量定理与经济学的交易方程式可以进行类比。笔者尝试建立了动量货币的指标,初步的经验分析结果富有启发意义。货币的重要性依赖于它的数量和速度。西方学者排斥货币的真实速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存在重大缺陷。

贸易摩擦对货币指标的影响——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视角

基于疫情冲击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的背景,文章使用SVAR等时间序列模型,实证检验贸易摩擦对我国货币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货币指标的影响存在通过对金融市场的短期信号效应和经由贸易条件引发经常项目变化的长期效应等两种传导渠道。首先,贸易摩擦的直接信号效应引发金融市场上汇率贬值和利率上升,带来本国货币政策紧缩压力;其次,贸易摩擦影响贸易条件,继而导致外汇占款及社会融资规模变动从而影响流动性充裕程度,引发货币指标调整。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货币政策抉择提供参考。

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分为数量型中介指标和价格型中介指标两类,中介指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桥梁,通过中介指标监管部门可以提前判断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而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因此,中介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而以利率作为金融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开始考虑向价格型中介指标过渡。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运行现状,并进一步探讨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影响,得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浅论中央银行货币指标的选择

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的银行体制经过了几次调整,现在中央银行及其实施的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也对银行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2002-2012年中国的经验

基于我国2002年1月至2012年9月的工业增加值、消费物价指数、广义货币供应量、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等数据,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三种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新增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逐渐减小,信贷对最终目标的影响逐渐减弱;社会融资规模对最终目标的影响呈增强趋势;广义货币供应量始终对最终目标有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过去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二元政策传导机制正逐渐向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的二元政策传导机制转化,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有待加强。

我国货币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实时对比——兼论社会融资规模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比较分析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规模和名义利率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层面而言,名义利率是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以前无法对通货膨胀进行有效调整,但是在现阶段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已明显上升,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有效性正在逐步提高。就金融稳定层面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要明显优于政策利率,并已逐渐成为政府和央行平抑金融波动的主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由于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对不同经济行为的调控效果各有差异,并不存在占优选择,因此中央银行在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仍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采取混合型政策操作来平抑不同类型的经济冲击和经济波动。

中国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指标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非模型依赖的测度方式,计算2000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并对其波动路径做了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研究了外汇市场压力与国内信贷余额、市场利率水平等货币政策指标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与市场利率在短期内相互影响明显,与国内信贷则没有显著关联。

中国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指标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非模型依赖的测度方式计算了2000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并对其波动路径做了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研究了外汇市场压力与国内信贷余额、市场利率水平等货币政策指标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与市场利率在短期内相互影响明显,与国内信贷则没有显著关联。

我国宏观调控主要应当控制哪个层次的货币指标?

从当前经济的运行来看,我们不能只看到现金(人民币)是货币,实际上企业的存款和居民的储蓄存款经过一定手续可以成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也是一种货币。尽管经济学界对货币的定义一直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外国也是一样),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迫切要求回答在宏观调控上究竟主要控制哪个层次的货币指标,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前几年出现过的那种宏观严重失控现象。

未来决策的工具:货币与生物物理学指标相结合

考虑货币指标信息的利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财富,它对于保护国家财富、维护国家经济命脉是不可或缺的.生物物理学指标的考虑,则关系到国内和全球天然资产的使用.经济命脉的维护有赖于基本的生态贡献,诸如可更新和不可更新资源、废物的消纳与稳定的气候条件等.这两项计量指标共同为决策者们提供了经济与生态生存能力的详尽资料.这样一种方法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可持续性关系,以及参与政策的制定.

规范准备金的构成, 提高货币层次指标的准确性

尽管我国和美国赋予M1的表达形式都是相同的,但在内涵即准备金的构成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引发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的准备金制度与国际接轨,扩大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笔者建议,有必要将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纳入准备金的范畴。

亚洲货币单位及其偏离指标对东亚汇率协调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亚洲货币单位(AMU)和亚洲货币单位偏离指标(AMUDI)的编制目的、计算方法、以及两者的扩展和缺陷,研究发现,AMU、AMUDI和东亚大部分国家的名义有效汇率(NEER)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表明这些东亚国家通过监控AMU和AMUDI,可以有效地稳定NEER,进一步模拟"东盟+3"国家货币共同盯住AMU,发现共同盯住AMU都能更有效地稳定各国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在当前东亚各国缺乏汇率协调的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可以先基于AMU和AMUDI监控指标建立"10+3"框架内的多边汇率政策对话机制,在汇率协调的政治意愿逐渐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然后进一步探讨东亚汇率协调相关问题。

我国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从长期的调控效果来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利率指标则存在与调控目标背离的可能性。本文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量对房地产价格指数有一个较长期的影响,贷款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则极其有限。在方差分解中,除了房地产业自身的需求惯性外,对房地产价格指数贡献最大的宏观经济指标是货币供应量,其次是利率。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与操作指标选择——基于主要标准与客观条件分析

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正确选择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构建货币政策指标体系。本文从指标选择的主要标准和客观条件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构建,并给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使用KLR方法构建我国的货币危机综合预警指标

本文使用KLR方法构建了我国的货币危机综合预警指标,对我国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间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研究并预测了我国近期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效应信息在有关金融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过程。传导机制理论在西方是货币供给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则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研究和探讨这一新课题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信贷总量控制到社会融资规模监测——货币调控新举措初探

2011年一季度央行金融数据统计报告中,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首次面世,令人瞩目。意味着将来央行将加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而不仅仅是银行信贷总量的调控,这是央行货币调控的新举措。对这一指标的定义、衡量及如何调控,成为关注的焦点。

动量化货币的哲学原理与经济学实验

运动是宇宙物质的普遍存在方式,货币的基本特征是运动。笔者尝试把物理学的动量定理与经济学的交易方程式进行类比,将货币量与货币速度结合起来,建立了动量化货币的指标。对动量化货币、传统货币与货币服务指数(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指数货币)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动量化货币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货币的交易速度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货币的重要性依赖于它的数量和速度。主流经济学派排斥货币的交易速度,是经济理论的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