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基于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双重视角

通常,当实体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时,基于货币数量的调控更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反之,当压力主要来自于金融系统时,基于价格的调整则收效更佳。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双重压力,这也使得有关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配合使用,共御经济金融风险的探讨成为了货币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将资产价格要素纳入至货币政策规则框架,构建了含有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据此系统地对比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范式对经济下行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力度最大,混合型次之,数量型最小,但纯价格型规则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在平抑产出和资产价格波动时会引起通胀层面的不确定性,不宜用于平衡多重调控目标。相比而言,倘若对利率在混合规则中所占的权重进行调整,构建“价主量辅”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更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共同实现。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最优单一规则与宏观效应

本文建立一个引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考察对比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经验表现、宏观效应以及对应的最优单一规则的福利绩效。研究表明:模型能拟合货币政策冲击的驼峰型反应,目标区间利率规则有最优的经验表现;在易变性和福利损失方面,利率规则优于数量规则,汇率渠道会放大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优于不做反应或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在利率规则下,增加政策工具变化的持续性、放松对汇率变化的干预会增进社会福利,在数量规则下,降低工具的持续性、加强汇率干预将增进福利。研究结论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比较研究

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经济运行系统中，建立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的DSGE模型，并依据2010—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影子银行贷款额、影子银行贷款利率、国内产出、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规则变动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影子银行贷款额和贷款利率；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的冲击强于价格型，二者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基本相同。

住房价格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

住房价格高涨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本文构建含有房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关注住房价格进行了检验。此外,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比较了将房价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与否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央行在2003—2010年的实际操作中已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修订泰勒规则中;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兼顾金融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本文运用带有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多维金融指标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动态金融形势指数,作为金融波动的衡量依据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体系,构建包含内生金融冲击的新凯恩斯模型解析货币政策对经济与金融波动的最优反应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引入金融稳定目标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兼顾金融和经济双重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传统货币政策对价格和产出波动作出逆风向反应时可能出现的偏误;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比,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对价格波动调控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对经济波动的反应依然稳定,对金融形势变化的反应则显著提高。这些研究为新时代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通胀预期与不确定性

逆序构建了LSTR-NLRE模型,并利用2000.Ⅰ~2016.Ⅲ的季度数据对我国LSTR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最优阈值、阈值和转移速度对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逆序建模表明,对于LSTR-NLRE系统,若使最优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具有LSTR的形式,则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指数形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呈现非线性与非对称特征,且我国通胀预期的阈值与通胀波动幅度相关,当通胀波动较大时,通胀预期的阈值较高,2000.Ⅰ~2011.Ⅲ的阈值为3%,当通胀呈趋势变化且波动较小时,通胀预期的阈值较低,2011.Ⅳ~2016.Ⅲ的阈值为2.33%.同时,合理的通胀目标(区间)对非线性货币政策调整至关重要.进一步,我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受阈值影响较大,受转移速度影响较小.在高机制状态下,LSTR规则更易稳定产出,但却易导致通胀不确定性;在低机制状态下,LSTR规则不仅有较长滞后期,而且易导致产出不确定性,但却更易稳定通胀.中央银行应依据稳定产出和通胀的意愿程度,来管理通胀预期: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产出,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水平之上,以使货币政策处于高机制状态;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通胀,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水平之下,以使货币政策处于低机制状态.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混合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LRE模型框架和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推导出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SVAR模型对中国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和冲击响应分析。研究表明:中国Phillips曲线具有混合预期增广的二阶滞后特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前瞻性正向特征和通胀惯性负向特征的"混合"特征。冲击响应路径显示: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的传导机制下,在以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框架内,货币当局应采取缓慢渐进的"混合"政策调整方式,减少货币政策的调整频率,同时将货币政策重点转向基于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通胀管理。

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性及其在我国的检验

基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框架,本文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和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的角度来阐述货币政策规则中非对称性的理论形成,并利用GMM方法估计和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可以作为解释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反应的一种来源,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通胀缺口存在负向偏好,且这种负向的通胀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偏差,但对产出缺口的非对称偏好并不显著。此外,不同通胀目标的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都存在负向通胀偏好,而且该负向偏好随着长期通胀目标的降低而逐渐减弱。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的货币政策受到了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会影响和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根据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借鉴外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实施的经验,选择中国最优货币政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有效是宏观经济能否稳定的前提。

DSGE模型、货币政策规则与汇率波动分析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适合使用货币供应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观点。但是,在目前我国对利率进行市场化的进程中,对此二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是必要的。本文在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实际汇率受到三种不同冲击后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研究得出:相比于货币供应量规则,利率规则下,国内技术冲击、国外利率冲击和国外通货膨胀冲击均对实际汇率产生较小波动。而当两国消费替代缺乏弹性时,国内技术冲击、国外利率冲击和国外通货膨胀冲击均对实际汇率产生较大波动。

金融压力、宏观经济波动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评述

本文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最新进展,以"金融压力"刻画金融失衡状态,从金融压力内涵、金融压力指数构建与金融压力状态的识别,金融压力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及其如何纳入到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等三个方面展开评述,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的突破点。

汇率稳定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规则调整

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执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总量供给政策，其目标仍在于稳定通货，人民币名义汇率和货币总量被当做名义驻锚来使用。从理论和各国实践来看，汇率稳定方案均取得了较好的反通胀效果，但是也有本币高估和国际收支恶化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则出现了由...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基于泰勒规则和麦克勒姆规则比较的视角

在深入回顾和分析货币政策规则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数据对泰勒规则、修正的泰勒规则、麦克勒姆规则、修正的麦克勒姆规则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反应比较大,两种泰勒规则要比两种麦克勒姆规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南。伴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泰勒规则将能更好地刻画和描述中国的货币政策状态,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指南作用。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焦点问题是货币政策规则问题:货币当局是实行相机抉择政策还是根据预先确定的规则实行系统性政策牽本文通过对货币数量规则和泰勒规则计量分析比较表明,数量规则适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更能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同时对该规则的适应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参考建议。

植入民间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与货币政策规则有效性分析

在DSGE框架下,通过植入包含民间金融部门的二元金融结构体系,系统考察了影响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因素。并且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部门的信用利差变量纳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对扩展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效应和福利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结果表明,来自市场类的冲击尤其是企业层面的成本推动冲击和技术冲击是引起波动的主要因素,此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部门表现为互补关系;政策类的利率冲击作用效果最小,且两部门表现为替代关系;另外钉住产出和通胀缺口的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优于扩展的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

人民币国际化视角下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全球和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和中国实际数据,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如何选择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资本项目的不断开放,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可能是较优选择。对中国实际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则显示,当面对资本流动扰动时,"多目标多工具"规则体系的福利损失小于通胀目标规则,对该框架下的工具规则的实证检验也说明在面对资本账户开放等外部冲击时,我国建立一个包含汇率稳定目标在内的"多目标多工具"货币政策规则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实证结论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包含金融稳定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的约束下,分别得到通货膨胀缺口以及通货膨胀缺口与产出缺口两种情形下中央银行的名义利率调整规则,发现相较于相机抉择型的货币政策规则,规则型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最小,是最优的货币政策选择。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利用广义矩估计法对引入金融稳定因素的规则型线性利率规则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对金融稳定缺口的关注度不高,这是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影响的传导渠道还不够畅通,因此在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时,中央银行更多的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而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和监管是未来金融市场稳定机制的关键。

基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参考双粘性小型宏观经济模型刻画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中国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形式。研究得出:(1)粘性价格系数为0.4936,每季度50.64%的企业会按照最优的方式来调整价格,粘性工资系数为0.5064,工资调整较慢,假定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比较合理;(2)同时将通货膨胀预期及失业率作为阈值的利率规则具有更小的福利损失;(3)在两变量都处于合理区间时,通过损失失业率来换取通货膨胀的稳定可以使经济获得更大的福利。(4)降低工资粘性及适度升高价格粘性有利于经济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