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货币政策冲击与企业投资: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这一新兴趋势会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实施效果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高频识别法和SVAR模型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序列,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如何调节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强化作用对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宽松性货币政策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强化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三种机制实现。

金融冲击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包含三类异质性家庭DSGE模型

考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负债情况差异,构建包含净值家庭、富有的糊口家庭、贫困的糊口家庭的三类异质性家庭和两类生产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家庭消费冲击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积极的金融冲击仅增加了净值家庭和贫困的糊口家庭的消费,富有的糊口家庭的消费反而在积极的金融冲击发生后表现出下降趋势;第二,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各类家庭消费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与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冲击反应分析的结果:无论是积极的金融冲击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反应均明显大于构建的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波动性分析的结果指出,相比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积极的金融冲击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均会引起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福利分析的结果显示,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中货币政策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明显大于三类异质性家庭模型。这意味着基于传统的两类家庭模型进行稳定化货币政策分析时可能导致政策用力过猛。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金融风险压力与央行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文章选取了8个金融子系统市场中的资产利差、资产价格波动率、债务率作为风险指标,采用时变权重构建中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来测度中国金融风险,并将其引入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模型,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稳物价”“促增长”“防风险”都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总体货币政策规则为:当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会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金融风险压力较大时,会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会执行顺周期的相对扩张的货币政策,但会较为谨慎,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同时,名义利率没有明显的下降,反而有稍微的上升。当三个目标没有冲突时,中国人民银行会执行明确的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当三个目标有一定冲突时,中国人民银行会根据现实情况执行稳健、适度偏紧或适度偏松的货币政策。

灾难冲击、宏观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决策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1992-2021年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了包含全要素生产率灾害影响的新凯恩斯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引入Calvo价格粘性、投资调整成本等因素,分析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应对灾难冲击的调节效应。在灾难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短期下行态势,两种货币政策短期对经济均具有明显改善效应,长期均能促进经济恢复均衡状态。前者短期促进经济水平显著上升,但恢复均衡状态耗时较长。后者调节效应更加缓和,并且经济能够快速恢复其均衡值。因此,政府优化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以应对灾难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区域经济变动——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冲击变量,构建面板数据SVAR模型,并将2017—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月度数据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评估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产出、消费、通货膨胀、对外贸易以及工业企业收入的动态反应,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影响了产出、消费、对外贸易及工业企业收入;短期内,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力度超过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此外,采用价格型规则更有助于平衡外部冲击对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影响。特别是在2020—2022年期间,相较于货币供给冲击,基于价格型规则的利率冲击对产出、消费、对外贸易和工业企业收入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而货币供给冲击则通常对产出和消费等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受限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张性的数量型规则会产生负面效果,而价格型规则展现出积极效果。本文结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深入理解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差异,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于TVP-VAR模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冲击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各国金融市场均在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我国为了迎合时代发展浪潮,积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与优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等情况日益突出,存在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因此,从多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简要分析,为本次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随后,本文结合TVP-VAR模型,采取实证分析的方式,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了一定结论与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内容能够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机器学习型货币政策模式与传统规则型模式比较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广泛应用,机器学习型货币政策模式相较于传统规则型模式是否更具优势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对比了泰勒规则模式与机器学习模式,首先预测出利率的泰勒规则值和机器学习值;其次使用多种指标评价利率预测的精确度;最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评价货币政策模式。结果表明,相对于泰勒规则模型,机器学习算法所预测的利率在多种不同的评价指标下都拥有更小的误差,能够更加精准地预测利率,并且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的利率所对应的关键经济变量即GDP和CPI与实际值的差异也更小,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实际中,因此机器学习型货币政策模式更有优势。

规则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冲击的度量在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中的规则与相机抉择成分进行分解,检验了我国1996-2007年间的货币政策取向,发现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依赖于一定的规则行事(如泰勒型规则),同时融入了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操作;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扩张-紧缩-稳健"的调整过程,尤其2002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进入稳健调整过程;产出冲击和利率冲击是驱动未来利率变化的主要来源,并且一个正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在至少三年后带来更高的短期利率水平。

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对金融冲击的效应分析

结合不同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规则对金融的冲击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明确其存在的问题。旨在通过问题的分析,构建针对性的货币政策管理规则,积极制定有效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货币政策规则对金融过度冲击而影响实体经济,为当前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提供支持。

货币政策对房价动态冲击效果研究——基于供求关系视角

基于VECM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基于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动态冲击效果。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为正向,短期内逐渐增加直至峰值,而长期持续的作用效果有所减缓;货币供给量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也为正,效果最大且具有较强的长期持续作用效果;而利率对房价的短期冲击效果为正,长期来逐渐转变为负的持续作用效果,利率调控手段具有时滞效果。合理地利用货币政策的组合调控工具将有利于避免单一货币政策手段功能的有限性,有助于有效调控房价。

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比较研究

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经济运行系统中，建立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的DSGE模型，并依据2010—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影子银行贷款额、影子银行贷款利率、国内产出、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规则变动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影子银行贷款额和贷款利率；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的冲击强于价格型，二者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基本相同。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最优单一规则与宏观效应

本文建立一个引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考察对比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经验表现、宏观效应以及对应的最优单一规则的福利绩效。研究表明:模型能拟合货币政策冲击的驼峰型反应,目标区间利率规则有最优的经验表现;在易变性和福利损失方面,利率规则优于数量规则,汇率渠道会放大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优于不做反应或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在利率规则下,增加政策工具变化的持续性、放松对汇率变化的干预会增进社会福利,在数量规则下,降低工具的持续性、加强汇率干预将增进福利。研究结论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西方经济学界货币政策规则理论述评

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由来已久 ,但近期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的货币当局都倾向于折衷地进行政策操作 ,而且 ,作为货币当局制定政策的基准 ,规则本身也是相对灵活的 ,也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系统性的反应。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选择:单一型规则抑或混合型规则

通过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DSGE模型和时变特征的SV-TVP-FAVAR模型,理论模拟与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单一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在冲击极值、效应维度和收敛性上存在差异,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相当,单一型规则的调控效果有下降趋势;单一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冲击周期相当,混合型规则对产出的冲击极值更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极值更小,混合型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优于单一型规则。新常态下,"价主量辅"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著,更适合成为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规则。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动态冲击效应研究--SVAR模型的一个应用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研究美国货币政策正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是:(1)在短期内对进口、出口、净出口产生正效应,在长期对这三者产生负效应。(2)在短期内对我国产出造成负效应(期间暂时出现对产出的正效应),从长期看对我国产出造成负效应。(3)通过对进口、出口、净出口和产出冲击的方差分解显示,美国货币政策正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大。

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研究

本文借鉴Frankel[1]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数理模型,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52至2012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长期抑或是短期,货币政策均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应,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关键性因素;在货币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农产品价格比较敏感脆弱极易受到影响而产生剧烈波动。(2)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还受到财政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出的扩张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起到了助推作用,而汇率的冲击则并不显著;此外,农产品产量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已经不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3)基于1999年1月至2012年12月数据,运用邹氏断点检验方法证明了我国2009年2月之后快速的货币供应量是导致本轮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对本轮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

麦卡勒姆规则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麦卡勒姆规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了实证检验,样本区间为1990年第1季度-2008年第1季度。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根据麦卡勒姆规则原式得到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和供应量的模拟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较大偏差;(2)取消麦卡勒姆规则的参数设定后,对基础货币反应函数进行估计所得到的结果要优于原式的推断,但货币供应的方式是顺周期的。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储备增长率对基础货币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而经过加权的外汇储备增长率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些发现可为如何建立一个使经济趋于稳定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