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

本文从Friedman 的货币数量论出发,通过对Friedman 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模型。通过对该模型中各个变量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并采用中国1991~2009 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对于货币M0、M1、M2 等货币类型来说,它们的超额货币增长率与价格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具有显著、且很强的负相关性。这一主要结论与Friedman 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完全相反。

货币数量关系之间的一个控制方程—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riedman原始收入货币数量论出发,通过以货币化指数及其变化率代替Friedman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及其变化率变量,创建了一个新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由于该新方程式表现了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化指数变化率四者之间的恒等式关系,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数量关系之间的一个控制方程。本文以中国货币M1和M2为对象,选取1993~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先采用六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相关变量在2013年的预期值进行预测,再采用本文所创建的货币数量控制方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货币M2的预期增长率值与控制方程一致,表明预测值较为合理,这时,2013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为8.6%,通胀率预期值为5.4%,M2增长率预期值为17.5%,其货币化指数变化率预期值为1.8%;而货币M1的预期值与控制方程差距较大,但能够确定其预期增长率值变化区间,即M1的增长率预期值属于区间[26.8%, 36.0%],其货币化指数变化率预期值属于区间[10.7%, 18.9%]。

试析凯恩斯的物价稳定论与通货管理主张——兼论凯恩斯对货币数量学说态度的三次转变

通常认为 ,凯恩斯的通货管理主张是在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才提出的。本文认为 ,凯恩斯的通货管理主张是服务于其物价稳定论的 ;他的物价稳定论与通货管理主张 ,经历了《货币改革论》(192 3年 )中的初步提出、《货币论》(1930年 )中的完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最终确立的发展与演进过程 ,并与他对货币数量学说推崇、修正与基本否定的态度演进过程同步。尽管演进中的阶段理论基础不同 。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两条路径

货币供应量是否适合被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两个理论模型作为两条通向目标解决方案的路径。路径1:在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为变量而非固定的情况下(阎虎勤、刘震宇,2011)[1],通过应用Friedman(1956)[2]提出的存量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我们建立了一个求解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预期值的模型。路径2:通过应用阎虎勤、刘震宇(2011)[3]提出的增量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我们建立了另外一个求解货币供应量预期值的模型。通过以中国1994~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证实,虽然通过两条路径我们都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预期值,但是路径2比路径1更显著。

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方法探讨

文章澄清了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中M的真正含义,指出运用公式V=PY/M计算货币流通速度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强制结汇制等假设条件下,推导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公式。并利用来自中国1991年至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两公式的计算和比较。

超额货币、货币自膨胀与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超额货币问题,重点是研究超额货币增量。从中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形成机制出发,通过讨论超额货币的形成过程和产生原因,本文将对于超额货币问题的讨论转化成了对于超额货币增量问题的讨论。为了分析和研究超额货币问题,本文定义了七种变量,来表现超额货币的特征,如货币自膨胀率、货币全膨胀率、货币超名义经济增长率、超额货币增长率、以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为基础的货币自膨胀率、存量货币化比率、增量货币化比率等。本文以中国1993~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变量不仅比传统货币数量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的超额货币现象,而且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出货币的超额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

在股票市场不断发展与扩张过程中 ,货币数量的收入方程式仍然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总的来说 ,由于资产的替代效应 ,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扩张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对减少 ,当前我国不存在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扩张产生了增量货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而造成货币供应偏紧的问题。

货币扩张的短期产出效应分析

文章在简要评述关于货币扩张产出效应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后,针对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指出在我国,货币扩张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货币扩张政策通过扩大可利用信贷规模、降低实际利率、粘性工资等途径,能够有效地增加国民产出。

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得到建设国债单独影响经济增长的简明结果,其最终带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R可由公式R=(1/M1-1/2m)B来估算。计算结果表明影响巨大,进而证实国债发行量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有效手段;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国债能够得到双倍收益”的论断;同时指出,近年来由于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较快,收益已成迅速下降趋势,减少国债发行量势在必行。

浅析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物价稳定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度高达近20％的通货膨胀。 要想说明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要正确地说明通货膨胀中包含着各种经济关系,就通货膨胀中所体现的各种经济总量的基本而论,时至今日似乎已没有什么争论余地了。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货币数量方程”这一会计恒等式,无论在什么经济中总是适用的。它表明,第一,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总是意味着总量失衡。第二,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一定是由于发生了货币供给增长超过了实际生产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量。但是掌握了这个货币量方程还不足以说明具体的通货膨胀现象,因此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就在于根据特殊的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特殊条件,说明通货膨胀的特殊成因。

中国货币之谜: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通过分析居民、企业和银行系统之间的资金和商品流向,研究发现,当存在多元化产品市场、居民储蓄、银行不良贷款、股票和债券、境外本币流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收入分配不均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引发CPI类商品市场中货币流通量的增长。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导致M2持续快速上涨,但是国内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引发流入CPI类商品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占M2的比重不断减小。因此,中国出现了高货币增长与低通胀率并存的货币之谜现象。当前,中国面临通货紧缩问题,决策者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影响房地产及股票市场的非理性需求等手段调整货币需求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

资金流向的驱动因子与结构性资产泡沫——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扩展的货币数量方程框架下,借助物理学中的引力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来探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内部结构中货币流动的驱动因素,并依据驱动因素自身的变动特征来揭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内部结构中的结构性资产泡沫,分析结果表明:在现代经济体下,货币超发只是结构性资产泡沫产生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结构性资产泡沫最主要驱动因素是市场对货币资金吸引力的非均衡性及其吸引力的集聚效应,吸引力的非均衡性决定了货币资金流向与流速的非均衡,集聚效应则决定了这种非均衡的持续性,持续性意味着吸引力大的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出现持续上涨,从而引发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