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货币规则设计

我国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是货币的内生性、金融创新、民间信用发展及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双目标弹性货币政策规则是避免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较好的货币政策规则。

我国货币规则的波动性研究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非线性泰勒规则和麦克勒姆规则两种货币规则,探讨了规则的参数和波动性估计问题。利用随机波动模型和粒子滤波方法,首先估计出货币规则参数,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到其历史波动性。结果表明,货币规则的波动性与经济运行状况存在显著的关系;泰勒规则具有更小的波动性。研究结果可以被应用于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的研究。

论我国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规则的建立

通过推导一个与中国未来成熟的货币政策规则实施环境基本吻合的基于央行最小信息优势的最优货币政策简化模型,表明相机抉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对于现实中的央行可能有着重要意义。也正是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相机抉择模型的分析和与单一规则的比较,来设想中国未来货币政策规则。

美国“本国货币规则”析评

本国货币规则是指法院对诉讼请求为支付外国货币的案件做出判决时,必须将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货币予以判决的规则。本国货币规则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少有。美国本国货币规则的渊源未形成定论;其转换基准日有多种规则,常根据汇率发生变化。美国本国货币规则中蕴涵了国家货币主权、有利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等国家利益;但其又存在着歧视外国货币、违背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缺陷。本国货币规则体现的国家主权理念和对国家利益的捍卫值得我国借鉴。

货币锚的选择与退出:对最优货币规则的再考察

百年来,无论是传统的"固定与浮动之争",还是现代的"中间与两极之争"都无法解决"什么才是最好的汇率制度"这一难题。基于此,本文从"什么才是最优的货币规则"这一新的视角对基本的货币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到一系列结论:(1)货币不可无锚,而锚的选择取决于网络外部性;(2)不同的"下锚"规则本质上决定了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界定,原则上,一个国家、货币区甚至全球货币体系可选择黄金、单一或一篮子货币、一篮子商品、货币供给量作为固定的"货币锚";(3)相对较高的外汇储备和适度的资本管制为一国"货币锚"有序退出提供了条件。

汇率稳定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规则调整

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执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总量供给政策，其目标仍在于稳定通货，人民币名义汇率和货币总量被当做名义驻锚来使用。从理论和各国实践来看，汇率稳定方案均取得了较好的反通胀效果，但是也有本币高估和国际收支恶化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则出现了由...

中美“宽松”货币政策、通胀预期与货币规则的探讨

2008年10月以来,中美两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源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衰退。本文的研究显示,2008年,中美两国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长率是相似的;2008年底到2009年8月,中国的M1和M2增长率分别为20.6%和21.4%,而美国的M1和M2增长率仅为3.36%和2.14%,中国的通胀预期是市场对"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合理反应。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货币当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应比美国的政策干预更为积极。而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孕育着价格上涨的风险,货币政策应当从被动协调美国的相机抉择转向遵循货币数量规则,抑制通胀预期,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我国双目标基础货币规则的设定

通过VEC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货币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CPI、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具有趋势特征,存在显著相关性,基础货币的可控性与可测性良好且流通速度较为稳定;基础货币对实际GDP增长率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偏差,需在规则设定中赋予更大的权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基础货币规则,其目标值的设定可以是点或是区间,而区间目标既能体现规则的严肃性又能实现操作的灵活性,还能满足货币政策逆风向调节的本质特征。

多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设定与选择——基于动态不一致性理念

货币非中性与货币供给的内外共生性是工具规则发挥作用的理论前提,文章运用动态不一致性理论,选取中国1996年至2018年的季度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法,构建了多目标利率规则和基础货币规则模型,对利率规则和基础货币供应量规则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引入平滑因子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符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其平滑参数是0.895,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产出缺口和汇率缺口的参数值分别是1.914、0.253和-1.305;(2)加入外汇储备因素的基础货币规则模型能合理反应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走向,其基础货币增长率对外汇储备增长率、通货膨胀缺口、产出缺口和汇率缺口的反应系数分别是0.103、-0.461、-0.068和-0.678。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要做好工具规则的选择与使用,持续提升基础货币作为操作变量的有效性,并不断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

金融危机:不确定规则下的货币权力失控

金融危机不只是货币交易混乱的结果,更是货币规则紊乱的产物。因为现代货币的信用基础完全依赖于确定的货币规则。货币规则是发行者与持币者达成的社会契约,是发行者对持币人权利的确定承诺,是将持币者的财产权利置于宪政机制保护之下的一项制度安排。所以,无论是因配合财政扩张政策而滥发货币,还是因金融利益集团的操控而滥发货币,金融危机在本质上都是货币权力滥用或错用的结果,都是侵害持币人财产权的信用危机与法治危机。基于此,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就不能只限于加强对金融投机行为的监管,还需要通过确定的货币规则加强对货币权力的约束,从而使得现代金融所依赖的信用体系能够具备确定与可靠的制度基础。

中国单一货币供给规则

中国货币供应量和经济目标相关程度高,具有较好的可测性、可控性;在中国实行有规则、透明度高、连贯性强的单一货币规则是可行的;严格执行货币供给量与相关经济目标挂钩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确保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

基于实时混频数据的“区域”—非对称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检验实时混频数据是否包含更多货币政策信息对货币理论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构建包含中央银行“区域”—非对称偏好的拓展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实时混频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混频数据抽样方法(MIDAS)估计模型,并比较同频模型与混频模型的估计效果。研究发现,中央银行对高频通货膨胀缺口具有“区域”非对称偏好,对低频实时产出缺口具有非对称偏好,但不具有“区域”偏好;货币政策利率对高频通货膨胀缺口的响应不具有持续性,并且,实时混频数据模型的估计效果显著优于同频数据模型和最终数据模型,这意味着实时混频数据包含更多的货币政策调控信息。

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比较研究

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经济运行系统中，建立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的DSGE模型，并依据2010—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影子银行贷款额、影子银行贷款利率、国内产出、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规则变动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影子银行贷款额和贷款利率；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的冲击强于价格型，二者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基本相同。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最优单一规则与宏观效应

本文建立一个引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考察对比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经验表现、宏观效应以及对应的最优单一规则的福利绩效。研究表明:模型能拟合货币政策冲击的驼峰型反应,目标区间利率规则有最优的经验表现;在易变性和福利损失方面,利率规则优于数量规则,汇率渠道会放大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优于不做反应或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在利率规则下,增加政策工具变化的持续性、放松对汇率变化的干预会增进社会福利,在数量规则下,降低工具的持续性、加强汇率干预将增进福利。研究结论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启示。

住房价格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

住房价格高涨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本文构建含有房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关注住房价格进行了检验。此外,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比较了将房价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与否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央行在2003—2010年的实际操作中已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修订泰勒规则中;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兼顾金融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本文运用带有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多维金融指标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动态金融形势指数,作为金融波动的衡量依据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体系,构建包含内生金融冲击的新凯恩斯模型解析货币政策对经济与金融波动的最优反应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引入金融稳定目标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兼顾金融和经济双重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传统货币政策对价格和产出波动作出逆风向反应时可能出现的偏误;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比,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对价格波动调控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对经济波动的反应依然稳定,对金融形势变化的反应则显著提高。这些研究为新时代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混合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LRE模型框架和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推导出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SVAR模型对中国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和冲击响应分析。研究表明:中国Phillips曲线具有混合预期增广的二阶滞后特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前瞻性正向特征和通胀惯性负向特征的"混合"特征。冲击响应路径显示: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的传导机制下,在以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框架内,货币当局应采取缓慢渐进的"混合"政策调整方式,减少货币政策的调整频率,同时将货币政策重点转向基于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通胀管理。

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通胀预期与不确定性

逆序构建了LSTR-NLRE模型,并利用2000.Ⅰ~2016.Ⅲ的季度数据对我国LSTR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最优阈值、阈值和转移速度对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逆序建模表明,对于LSTR-NLRE系统,若使最优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具有LSTR的形式,则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指数形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呈现非线性与非对称特征,且我国通胀预期的阈值与通胀波动幅度相关,当通胀波动较大时,通胀预期的阈值较高,2000.Ⅰ~2011.Ⅲ的阈值为3%,当通胀呈趋势变化且波动较小时,通胀预期的阈值较低,2011.Ⅳ~2016.Ⅲ的阈值为2.33%.同时,合理的通胀目标(区间)对非线性货币政策调整至关重要.进一步,我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受阈值影响较大,受转移速度影响较小.在高机制状态下,LSTR规则更易稳定产出,但却易导致通胀不确定性;在低机制状态下,LSTR规则不仅有较长滞后期,而且易导致产出不确定性,但却更易稳定通胀.中央银行应依据稳定产出和通胀的意愿程度,来管理通胀预期: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产出,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水平之上,以使货币政策处于高机制状态;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通胀,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水平之下,以使货币政策处于低机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