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货币、货币自膨胀与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超额货币问题,重点是研究超额货币增量。从中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形成机制出发,通过讨论超额货币的形成过程和产生原因,本文将对于超额货币问题的讨论转化成了对于超额货币增量问题的讨论。为了分析和研究超额货币问题,本文定义了七种变量,来表现超额货币的特征,如货币自膨胀率、货币全膨胀率、货币超名义经济增长率、超额货币增长率、以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为基础的货币自膨胀率、存量货币化比率、增量货币化比率等。本文以中国1993~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变量不仅比传统货币数量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的超额货币现象,而且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出货币的超额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我国M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一个合理选择

本文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新增长率,以其值作为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定义了货币M1的一个超额增长率,以其负值作为与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中介目标值;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M1货币增长率的值作为中介目标值。实证表明在中国这样确定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值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最终目标一致。

一个新的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

本文从Friedman 的货币数量论出发,通过对Friedman 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增量货币数量方程式模型。通过对该模型中各个变量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并采用中国1991~2009 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对于货币M0、M1、M2 等货币类型来说,它们的超额货币增长率与价格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具有显著、且很强的负相关性。这一主要结论与Friedman 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完全相反。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两条路径

货币供应量是否适合被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两个理论模型作为两条通向目标解决方案的路径。路径1:在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为变量而非固定的情况下(阎虎勤、刘震宇,2011)[1],通过应用Friedman(1956)[2]提出的存量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我们建立了一个求解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预期值的模型。路径2:通过应用阎虎勤、刘震宇(2011)[3]提出的增量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我们建立了另外一个求解货币供应量预期值的模型。通过以中国1994~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证实,虽然通过两条路径我们都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预期值,但是路径2比路径1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