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

文章构建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与实证模型,绕开对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两者绝对关系的探讨,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分析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并进行相关假说的检验。主要结论为:1)以收入、消费为代表的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老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遮掩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收入→主观幸福感"。2)以婚姻为代表的非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轻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非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婚姻→主观幸福感"。3)在纳入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中,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相对收入→主观幸福感"。4)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户籍政策对"生育行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生育-幸福"、"幸福-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策建议为:首先,需要逐步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等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并优化投入结构与供给模式。其次,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婚姻保障法律体系两个方面提高年轻父母的幸福程度。最后,健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群体"差别化"的生育政策体系,解决生育子女所存在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照料问题、社保问题等,引导农民、农民工和市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和养育观。

中国经济产能持续过剩与货币供给路径——基于“货币化生产”的视角

严重的产能过剩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增长型衰退"。中国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表现为产能持续过剩,如果不能对此有效地治理,由产能持续过剩引发的隐含增长型衰退极有可能演变为实际增长型衰退。因此,研究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势在必行。在"货币化生产"的经济中,找出产能持续过剩行业的货币供给路径,就可以解释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根源。在现阶段遏制产能持续过剩的政策思路,重点是强化商业银行对产能持续过剩行业货币供给的信用控制。

中国货币供给路径与经济波动轨迹——现金先行模型与校准分析

我国货币经济的数据特征表明,货币供给路径与宏观经济的波动轨迹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本文基于现金先行模型方法,将货币因素纳入到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来进行考察,并对差分方程系统中的参数与变量稳态值进行校准,通过数值模拟得到模型经济数据。将模型经济数据与实际经济数据进行比对发现,模型经济能较好地解释了实际经济的波动情况,对产出波动的解释达到80.5%。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不仅对产出等实际变量存在影响,而且对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等名义变量的影响更大,货币具有偏向中性的特点。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观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剖析现行的"贸易结算+离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导致的人民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跛足"现象和倒逼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所造成的国内福利损失的问题。鉴于国际分工程度和市场交易效率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建议中国采用"跨国公司+国内金融改革"的路径,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国内金融改革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政策选择

本文认为一个小国的货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只有三个必要条件,而一个大国的货币生成储备货币还须附加一个条件。根据这些生成条件和我国的现实情况,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先升值,然后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先让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再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梗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在抑制高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政策框架摇身一变似乎成为一些国家或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提升物价水平的政策“神器”,尤其在日本更为突出,通胀目标制不仅成为央行、政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更成为不同时期日本银行设法规避或执着追求的对象。本文首先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发展历程,梳理通胀目标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实践及其效果,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日本通胀目标制实践,归纳其在抑制通货膨胀和提升物价水平中的作用;其次分析黑田东彦行长任内标准通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实践以及预期传导路径;最后基于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差异,从利率与投资、货币规模与信贷、汇率与出口以及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展示了货币传导机制遭遇的“梗阻”,并揭示“梗阻”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的高货币化之谜——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中国的货币化路径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情况,文章将政府干预引入"θ-φ"理论框架,考察了在货币化的不同阶段政府因素对双边承诺和多边承诺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政府干预如何改变当事人对不同票据交易方式的选择。通过分析发现,在金融深化进程中,政府对内在货币的偏好是导致我国高货币化的根本原因。

上市银行业绩增长与资本匮乏并存之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层对于银行业资本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在巴塞尔协议逆周期审慎资本监管的考核要求下,以信贷为主的中国A+H上市银行相继陷入了一轮"融资—贷款—再融资"的怪圈。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深化进程中倒U型货币路径的现实背景,从理论上阐释了银行业靓丽业绩与再融资困境并存的怪圈,并借鉴IMF经济学家Barajas(2010)对银行最优资本资产比(equity to assets ratio)的计量,具体测算了中国A+H银行的股权再融资压力。最后,我们认为,大力推进包括债券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应是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深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流动性陷阱与两难的央行

中国正面对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不畅造成的流动性陷阱——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对影子银行业务的一刀切式打压,以及地方政府去杠杆和房地产调控政策,让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于是,人民银行的传统宽松措施只能传导到银行间市场,而无法带动社会融资的增长。为了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调整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当前的流动性陷阱。

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

通过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补贴和担保因素引入Mckinnon的最优货币化模型,本文初步认定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而基于BaileyCagan函数的提示,本文进一步发现,在政府对银行体系实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内部货币扩张具有与外部货币扩张不同的货币需求“预算约束”和福利后果。其要害是,它可以兼容在货币化进程原本存在显著利益冲突的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效用,从而使得中国的高货币化与货币价格的稳定并行不悖。本文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高货币化具有十分特殊的金融制度内涵,因此既不能简单夸大其负面效应,也不能过高期望数量调整政策的效果。合理的做法应当着眼于调整政府、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基于内部货币扩张而形成的利益关联机制,以改变货币需求的“预算约束”和潜存于经济中的货币化激励。

开放条件下中国过剩流动性的波动规律研究

在开放条件下,中国过剩流动性的波动受到了内生货币化进程和美元流动性输入的共同影响。内生货币化进程决定了中国的均衡货币化路径,即马歇尔K指标(M2/GDP)的均衡增长路径。而美元流动性输入则影响了中国马歇尔K指标围绕均衡路径的变动趋势,进而影响了过剩流动性的波动。本文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货币总量、实际产出,以及美元流动性之间的双重均衡关系,从而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过剩流动性的波动规律。而加入马尔可夫链的非线性模型显示,在美国执行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以后,美元流动性对中国宏观流动性状况的短期冲击效应显著提高。在美国已经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这些结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中国当前的流动性状况,并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