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应保留死刑——兼论对走私个罪死刑存废的立法策略

现阶段从走私罪的现状、走私罪的本质和危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践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废除是不妥当的,走私个罪与个罪、刑与刑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应全面启动对走私罪的立法修正,重塑走私罪的立法类型和罪刑结构。建议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和走私毒品应保留死刑适用。

论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的计核

偷逃税款的计核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司法实践中,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时,走私行为案发时应当理解为发生时为主、案发时为辅;网络价格电子数据满足证据"三性"即可作为电子证据用作计税依据;计税时应根据计税证据的完善程度,正确地依次使用计核方法;及时对海关计核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现行规定进行修改。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问题解读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依据1997年刑法无法找到处罚根据,需要补充规定。本罪主观上是故意犯罪,走私嫌疑人在走私犯罪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也可以构成此罪,因为走私对象的特殊性,本罪可能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形成法条竞合。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偷逃应缴税款的认定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一种严重的涉税经济犯罪,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偷逃应缴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是该罪定性量罚的核心因素。对于偷逃应缴税款的计核,应当以走私行为发生日为标准,对于原产地不明的货物应当适用优惠税率,而且对于办案期间税率和税种发生变化的不能适用"从旧兼从轻"的法律原则。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认定及适用——以实证研究为切入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自首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最常见的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呈现自首认定比重较大、自然人认定比例较高、处罚较轻以及侦察、公诉、审判各自认定分歧较多等特点。自首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实体方面和量刑方面。应加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自首认定的规范,一是区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不同类型,统一自首认定标准;二是建立自首从宽处罚阶梯型量刑体系。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探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延伸思考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设的一个走私罪罪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走私罪罪名体系,突破惩治走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有罪不能罚"、"应罚而无适当罪"的现实困境,其立法意义十分重大。

从实证统计分析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的若干问题(一)

从北大法意数据库选取了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195份,被告人合计452名作为统计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判决书样本、量刑情节和宣告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总体上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判决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结论。但也存在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罪后酌定表现在量刑中优先于从犯、累犯、共同犯罪等法定情节,实践中是否认定共同犯罪、是否累犯、是否既遂未遂等对量刑影响不大,发达地区(华南地区)罚金数额低于中部(华中地区)和西部(西南地区)等。除此之外,在个案判决中还存在因为刑罚结构不合理、量刑情节竞合时没有统一规范导致的不均衡,单位犯罪和自然犯罪之间、不同法院之间存在量刑不均衡现象等。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同等处罚、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发挥判例指导作用等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问题等有关建议。

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当前,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快速增加,成为新时期影响我国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隐患之一。因此,在充分理解其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其特点,深入地总结其手段,并研究探讨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对海关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现实中,携带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在走私犯罪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在运用刑事司法规范审视这种行为时,需要结合实际对"货物"、"物品"是否具有交易性商业性质进行界定,合理认定逃避缴纳关税税额,以此规范适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并准确量刑。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刑均衡实证研究

将我国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分别与国外走私罪法定刑、我国其他犯罪法定刑以及我国走私罪类罪内部个罪法定刑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立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严厉的刑事政策立场。通过对大样本司法量刑数据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司法领域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抱持轻缓的刑事政策立场。法官群体对这种立法与司法间的不均衡现象做出了解释,同时也引发我们对走私犯罪的治理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9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已于2002年7月26日经署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1月10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七)》对走私罪修改引发的冲突及其解决

《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对刑法第151条第3款作了修改,将原先的"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这一修改,导致了刑法第151条第3款与刑法第153条、第152条、第347条及第151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将走私罪设立成单一罪名,将各种对象规定为加重因素,并将超过基本构成要素的情形设立成加重犯。

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外贸发展也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也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诞生了以互联网为工具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这一新的犯罪形式。网络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呈现出区域性特征明显、犯罪智能化程度较高、团伙作案、有组织化作案十分突出的特点。在侦查过程中,源头深挖难、收集犯罪主观故意证据难、收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较低是办案人员面临的主要难点,对此应采用深挖物流信息、多角度突破口供、加强网络取证技术等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

走私罪的适用及立法缺陷探微

走私进口文物、贵重金属的,若国家没有相应的关税征收的规定,则不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刑法明文规定的特殊对象以外的物品,如仿真手枪,由于没有关税征收问题,故既不能构成特殊对象的走私罪,也不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为减少走私罪死刑的适用,除刑法第151条明文规定累计计算数额外,多次走私的,数额不应累计计算,而应采取同种数罪并罚的方式处理。一次走私几种特殊对象的物品,或者既有特殊对象,又有普通货物、物品的,不属于想像竟合,而应数罪并罚。

试论一年内三次走私入刑的若干法律问题

一年内三次走私入刑是立足于严厉打击小额惯常性走私行为的需要,是《刑法修正案(八)》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修改的一个亮点。"一年内"系指"行为年",三次走私的对象应当都是普通应税货物、物品,其量罚中的"偷逃应缴税额"应指第三次走私偷逃的应缴税款,国家重点口岸"水客"走私的对象绝大多数属于货物。不论走私数量多少,一年内三次走私就可以入刑与刑事立法的节俭性相悖,可以通过理性实践弥补立法的不足。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之探讨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是指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进出境 ,偷逃应缴税额 5万元以上的行为。要正确认定本罪 ,必须分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共犯与非共犯等界限。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处罚 ,应着重研究“多次走私未经处理”以及《刑法》第 1 57条第 1款的适用这两个问题。

代购适用“缴罚免刑”处罚模式之可行性分析——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为切入点

代购行为具有数额小、情节轻的特点,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从关税与一般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入手,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代购“缴罚免刑”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随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我国关税从保护功能逐渐转向调节功能,与一般税收的功能逐渐趋同,这也为证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设立“缴罚免刑”提供了支持。

海外代购行为的刑法规制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类罪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性最大,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犯罪。本文以"空姐代购案"为切入点,引出其中涉及的刑法问题并具体分析,就今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立法方向进行探讨。首先从"空姐代购案"引出刑法的问题,然后具体阐述了上述分析中所提出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标准、量刑尺度等问题,最后提出笔者对今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立法的一些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0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赔偿办法》已经2003年3月14日署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查验货物、物品造成损坏的赔偿办法》([87]署货字650号)、《海关总署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通知〉的通知》(署法[1995]57号)同时废止。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走私的行为类型和责任认定

当前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享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一政策却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实施走私逃税行为。从行为类型来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走私行为主要有刷单型、低报价格型、伪报贸易性质型三种模式。实践中,对于低报价格型和伪报贸易性质型两种模式在定性上并无疑难,但对于刷单型模式的行为定性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可以从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层面证成其构成走私犯罪:从客观要件考察,二次刷单实质上是将一般贸易伪装成跨境电商贸易;从主观要件考察,行为人是意图享受不应当享受的跨境电商的税收减免优惠。跨境电商零售业务中的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正犯或共犯。在共同犯罪形态中,应基于具体案情和各参与主体的作用准确认定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