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质量收入是评价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其来源及构成进行了分析,并从质量投资的周期性和长期性出发,提出对其合理计量的方法。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数字技能应用提升农民收入质量了吗?

数字技能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对农民收入产生了极大影响。文章使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从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四个维度对农民收入质量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农民收入质量呈上升态势,主要得益于收入充足性提高与结构性优化;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收入质量高于中西部地区,呈现差距扩大态势,但南方地区农民收入质量高于北方及东北地区,差距逐步缩小而东北地区落后幅度持续增大。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等检验数字技能应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技能将农民收入质量提升了8.34%,其促进作用在高数字技能农民群体中尤为突出。(2)数字技能对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收入结构性与成长性的作用更显著。(3)数字技能对农民收入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有助于缩小农民收入质量的地区间差距。文章创新性地从微观角度测算农民收入质量,并探讨数字技能应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具体影响,为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快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组织公益性数字技术技能培训,通过使用数字理财等方式拓展农民收入来源;在中西部地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技能普及,提升农民收入质量。

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收入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收入质量评价体系,计算收入质量得分,并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对住房公积金与收入质量得分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收入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建议坚持落实“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政策目标,并改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与贷款降息优惠等,进一步推动住房公积金从更多途径促进居民收入质量提升。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非农就业、收入质量与农地转出决策

研究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对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收入质量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农户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农地转出,这一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及各分样本中依然成立;(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相对于农地经营,非农就业显著提高农户收入质量,进而促进农地转出,即收入质量是农户非农就业促进农地转出的重要途径。相应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帮扶和引导,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另一方面应多途径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以弱化农地保障功能,进而促进农村人、地等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新收入准则是否减少了上市公司的收入管理行为?

以我国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为基础,将在财务报表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变更”中披露了受新收入准则影响的公司作为处理组,披露了没有受到新收入准则实质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控制组,实证分析采用新收入准则前后受影响公司的应收账款和递延收入异常变化的水平。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受影响的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加速收入确认,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利用递延收入进行收入管理。价值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收入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增量价值并没有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准则实施前后公司真实销售操控行为的变化发现,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受影响公司的真实销售操控行为显著减少了。总的来讲,新收入准则可能存在因管理者任意判断干预而对收入信息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

目前,如何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地方财政收入质量有着显著影响。本文通过2011—2020年30个省份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地方财政收入质量也具有区域异质性。基于此,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于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提高作用,激发数字经济的“马太效应”,因地制宜,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新引擎作用。

数量还是质量:收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流动人口定居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组合赋权法构建流动人口收入质量指标,并基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的数据(CLDS2018),运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从收入质量视角探究其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收入质量越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越强;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更注重收入的增长性、稳定性和知识性,西部地区则更关注收入的成本性和知识性。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流入地区、邻里和睦程度等也是其定居意愿的重要决定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流动人口收入质量,加强企业对上岗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统筹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优化、简化相关社保程序等建议。

“强村公司”优化农户收入结构的机制浅析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尽管在2015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其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从乡村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缺乏有效市场主体的刺激,农村资源转化率相对较低,导致乡村产业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受限,农民收入结构仍有可优化空间。当前,“强村公司”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借此,深入分析该模式如何有效优化农民收入结构。

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农户收入质量研究

文章通过对收入质量概念的分析,根据4省1 42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了收入质量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维度与收入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收入质量与其各维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收入质量由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构成,其体系构建正确合理。其中,收入的充足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最大,影响能力达到0.781。收入的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和知识性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影响能力分别为0.541,0.472,0.288和0.259。收入的成本性负向影响收入质量,其他维度为正向影响。因此,在关注农户收入数量的同时,应重视收入质量的其他维度。

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与横向公平比较——基于农民工自我感知调研

基于2012年545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提出农民工收入质量概念,并在构建农民工收入效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数量、收入质量和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农民工自我感知结果显示: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的工作环境、收入公平感、生活幸福感、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分别呈依次递增状态;农民工的收入质量满意度低于收入数量满意度。

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研究——基于10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广西等10省份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推导出农民工收入效用普适性公式的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较大、拥有中高级技能水平、家庭人口较少、收入数量比较充足、工作行业环境较轻松、收入获取成本较小、从事工作对健康损害较小、日加班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收入质量自我评价较为满意。因此,政府可以从提高农民工知识含量、拓展农民工非农就业行业范围和渠道、降低农民工收入获取成本等方面提高农民工收入质量。

收入质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来自河南、山东、陕西的数据

笔者将"农民工收入质量"概念引入信贷需求研究中,在对农民工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知识性等5个维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有序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民工收入质量对其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质量中的家庭收支情况、务工收入与总收入比值、生活成本、工作技能等4个变量对信贷需求有负向影响;变量换行业次数对信贷需求有正向影响。

把脉中国财政收入质量

本文首先从公共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科学界定了财政收入质量的涵义,并提出了一系列财政收入质量的评价指标;然后,运用各评价指标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质量存在的问题,且指出问题的成因;最后,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农民收入质量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自2004年“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以来,农民收入一直是其核心.简单地通过农民收入数量的增长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已不再合理.因此,引入农民收入质量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投影寻踪模型对四川省2006—2015年各县(区)农民收入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农民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投影方向较大;农民收入质量整体水平逐年提高;农民收入质量具有中、东部较高,西部较低的特征;农民收入质量等级呈现差距逐渐缩小,空间格局由“无序”到“有序”演变.农民收入质量的引入及界定为“精准识别”贫困村和贫困户提供了新思路,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新对策.

新常态下财政收入质量监管的几点思考

经济新常态下,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减速现象,财政收入质量方面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是整体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正在逐渐减慢,区域间的收入分布也存在不均衡现象;二是税收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比例有所降低,非税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加强财政收入质量监管,改善财政收入增长质量是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面对的课题。

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与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财政收入水平主要指财政收入的数量水平,包括财政收入的名义量水平、相对潜在财政收入水平实际征收的量的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公共开支需求的量的水平等三方面含义。财政收入质量主要指财政收入内在属性的好坏,包括收入构成状况的好坏、收入真实性的好坏以及收入成长性的好坏。基于上述含义,构建评价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与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标体系,对广西财政收入水平进行纵、横向评价并与国内相关地区进行比较。基于协整理论与ECM模型分析影响广西财政收入水平的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广西财政收入水平的对策建议。

辽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的一切资金的总和,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职能的发挥和各项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并影响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就已成为当前摆脱地方财政困境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收入质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在转型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制约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社会普遍认为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已无法再简单地以数量进行评价,收入质量逐渐成为评价收入水平的重要参考因素。深入分析收入质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能够为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新的思路。因此,本文构建了收入质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就收入质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指导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