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在民族地区高质量脱贫中的作用研究

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的民族地区发展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我国高质量脱贫机制的有效运转。打好脱贫攻坚,不仅要注重脱贫成效,更要在新形势下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本文论述了高质量脱贫的内涵与意义,重点分析了公共投资在民族地区脱贫中的作用,并针对脱贫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部分建议。

论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质量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顺利、如期脱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组织和财政保障下,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或现状的契合度不够;二是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中优势资源的发现不足;三是具有长远脱贫效应的举措投入不足。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质量脱贫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分阶段实施的工程,要精准分析导致深度贫困发生的系统性因素;要精准提炼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需求;要精准发力,补偿深度贫困地区的功能性缺陷和发展短板。

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谁更有利于促进农户高质量脱贫

实现高质量脱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本文构建农户脱贫质量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多维贫困脆弱性理论全面测度农户家庭脱贫质量。在此基础上,采用2018年CFPS微观数据和Logit模型与PSM模型研究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家庭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户家庭高质量脱贫,但对不同类型家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正规信贷显著促进了非融资约束家庭、非贫困家庭、从事非农业家庭和较高社会地位家庭高质量脱贫;非正规信贷显著促进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家庭、贫困家庭、从事农业家庭、非土地流入家庭和较高社会地位家庭高质量脱贫。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在促进农户家庭高质量脱贫上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共享农庄助力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调查与思考

海南共享农庄是以企业为营运主体,混合产权为纽带,市场契约为连接点的开放式农业产业化项目营运平台。它以政策为引导、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在“利润与情怀”双引擎驱动下,实现了城乡生产要素在乡村的组合创新,创造了新的合作盈余。它将共享发展理念融入农村发展,坚持“农业为主,三产融合”,优化了扶贫资金配置效率、盘活了农村存量资产、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开发了农村人力资本、美化了农村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突破了传统“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局限,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新生力量。共享农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方式值得探索。

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研究——以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为例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如期脱贫是脱贫攻坚的重点与难点。革命老区有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等特殊性,立足当地实际制定适合有效的高质量脱贫路径,是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地区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的关键所在。文章以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为例,对革命老区深度贫困的"病状""病因"进行探讨分析,并就老区高质量脱贫路径提出建议。

论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在广西老区高质量脱贫中的作用

广西革命老区文化资源深厚,在高质量脱贫中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特色文章。本文重点阐述了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在广西老区高质量脱贫中的作用: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振奋民族精神作用,为老区高质量脱贫筑牢思想基础;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促进产业发展,为老区高质量脱贫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老区高质量脱贫拓展新空间。

论高质量脱贫的内涵、实施难点及进路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还将面临脱贫质量问题,即脱贫之后是否会发生大规模返贫。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质量内涵及提高脱贫质量进行了重要论述。2018年以来的扶贫政策对提高脱贫质量作出充分安排。在借鉴国外接近于脱贫质量的贫困毕业概念和实践以及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本将脱贫质量定义为脱贫真实性及可持续性状况。高质量脱贫即稳定脱贫,意味着真实脱贫和可持续脱贫。提高脱贫质量即提高真实脱贫比重,增强脱贫可持续性。中国提高脱贫质量的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文本将其归纳为坚持标准、动态调整、实施巩固提升和防止返贫措施、改善人力资本和增强内生动力、加强保障性扶贫、严格考核评估六个方面。中国脱贫攻坚期内脱贫形势良好,但也存在若干制约因素。建议确立防止返贫和可持续脱贫目标,建立可持续脱贫保障机制,由脱贫攻坚逐渐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过渡。

红色旅游开发与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以百色老区为例

当前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大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百色市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适宜根据本地区特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建立以红色旅游业为主导的旅游产业开发格局,打造百色革命文化旅游品牌,一手抓旅游开发,一手抓脱贫致富,将红色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坚持保景、富民、强区,以红色旅游产业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百色老区人民高质量脱贫。

后脱贫时代下高质量脱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长白县为例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贫困地区扶贫绩效对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在阅读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高质量脱贫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结合长白县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在内的三级高质量脱贫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并赋予权重,为合理评估长白县脱贫绩效提供理论依据,为提升长白县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供合理借鉴。

后续扶持政策赋能易地搬迁户脱贫质量:多维评估与提升策略

提升脱贫质量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代表性政策,后续扶持政策是防止搬迁户返贫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评估后续扶持政策的执行效果并探索其优化策略,有助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阶段“精准施策”。基于陕西省易地扶贫搬迁户的1 253份调研数据,该研究首先从收入、生活、健康、教育和心理5个维度对搬迁户的脱贫质量进行了测度,随后评估了后续扶持政策对脱贫质量的提升效果,最后采用决策树算法探讨了后续扶持政策的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户之间的脱贫质量有差异,劳动力数量多和健康成员比例高的搬迁户脱贫质量较高。(2)不同后续扶持政策对脱贫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异质性。公益岗位和社区治理政策可以提升搬迁户的整体脱贫质量,产业帮扶政策可以提升搬迁户的收入质量,公益岗位、教育资助和社区治理政策可以提升搬迁户的心理质量。(3)部分后续扶持政策的执行中存在瞄准偏误现象,可基于搬迁户劳动力禀赋精准施策进而提升脱贫质量。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期应当加强脱贫质量监测,着力提升后续扶持政策执行的精准性,防范化解返贫风险,促进搬迁群众在迁入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该研究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质量的多维评估框架,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农民群众生活改善。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依赖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也与脱贫质量的高低密切相关。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自身特征出发,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参考依据,界定贫困户的脱贫质量,同时以7个指标作为贫困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发现家庭人均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数、家户人口结构等都会对贫困户的脱贫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家庭人均文化程度和外出务工人数为主要影响因素。

政府扶贫专项审计对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县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以脱贫质量为出发点,基于“免疫系统论”“空间效应理论”分析扶贫审计促进脱贫质量提升的机理,并以四川省6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2011—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扶贫审计有助于脱贫质量的提升,且扶贫审计在助力脱贫质量提升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提升了脱贫质量计量的准确性、厘清了扶贫审计促进脱贫质量提升的路径,为把握全过程扶贫审计的重点以及完善区域协同审计提供了参考。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如何提升县域脱贫质量?——基于贫困与收入差距协同治理视角

绝对贫困与收入差距的协同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国家级贫困县政策(SPC)是中国特色减贫体系中最重要的区域性政策,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政策将对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演进与变革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1-2018年中国2067个县(区)的面板数据,从贫困与收入差距协同治理视角出发,通过DID模型来检验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县域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政策通过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及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扩张有效提高了县域脱贫质量,即实现了贫困与收入差距的协同治理。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安慰剂检验后仍然成立。然而,地处山区、丘陵、民族区域及禀赋不足的县域单元其脱贫质量亟待提高,贫困治理仍存在路径依赖。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为接续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国家级贫困县政策需持续推进并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警惕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过量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免形成“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好”。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遵循县域差异,深入挖掘县域优势,并进一步提高扶贫资源瞄准精度。综合来看,本研究也为诸多面临着减贫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广泛的政策启示,即通过推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增强政府干预力度或许是避免经济体减贫效率下降、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我国高质量脱贫研究

基于对甘肃省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AF"双界限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对甘肃省4个市(州)共9个县的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多维贫困测度和分解。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村家庭在教育年限、卫生设施、社会资本指标维度上的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且普遍存在多维贫困,其中农户的三维贫困发生率高达85.8%。进一步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农户在教育、社会资本、医疗指标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大,饮用水和住房的贡献率最低,但随着k值的增加,收入维度的贡献率取代了资本维度的贡献率。该分析结果说明,甘肃省扶贫工作要针对人群,因人制宜,加大识别精准度,提供有效的扶贫政策,实现高质量脱贫。

心理资本:评价贫困家户脱贫质量的新维度

可持续脱贫是外因和内因相互强化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外因和内因共同提高才能反映高质量的脱贫。然而,当前对脱贫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对内因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从剖析心理资本和物质条件影响生产决策和经济行为的机理出发,构建一个心理资本与经济绩效相互影响的模型,利用风险冲击数值模拟以及案例分析论证心理资本在持续脱贫中所起的提供动力和应对冲击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可持续性脱贫是心理资本和经济绩效相互强化的过程;心理资本存在门槛值,高于门槛值才能实现正强化。第二,心理资本提高有利于激发更高的努力水平,不伴随心理资本提升效应的扶贫不能激发更高水平的脱贫努力,脱贫不可持续。第三,心理资本提高有利于从风险冲击中复原,风险冲击越大,支撑可持续性脱贫所需的心理资本水平就越高。综合起来,评价脱贫质量应当检验脱贫过程中心理资本的提升水平,心理资本理应成为评价脱贫质量的维度。

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

2020年我国按现有贫困线标准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扶贫工作的重点转向提升脱贫质量。要落实提升脱贫质量的政策目标,亟需新的理论构建与可操作性的测算框架。本文结合动态贫困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多维贫困理论,对中央提出的脱贫质量政策进行解析。基于此,提出脱贫质量在宏观层面应主要关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微观层面关注个人发展的可行能力。基于这一理论,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脱贫质量的测算框架,对此前832个国定贫困县的脱贫质量进行评价。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次对脱贫质量的政策内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评估框架设计,从而对未来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的政策设计提供一定启示。

基于多维测度框架的贫困县脱贫质量评价

基于多维度测度框架,利用8 468份调查问卷数据对黑龙江8个省级贫困县的脱贫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脱贫质量包括区域脱贫质量和人口脱贫质量,主要受减贫程度、经济状况、配套设施、收入水平和政策入户等5个方面因素的制约。(2) 8个县的脱贫质量总体情况较好,均达中等及以上水平。整体脱贫质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巴彦、杜蒙、绥棱、依安、克山、勃利、木兰和孙吴县。(3)区域脱贫质量比人口脱贫质量相对滞后,配套设施、收入水平、政策入户和减贫程度方面发展较好,经济状况方面则相对不够理想。(4)当前制约脱贫质量的主要问题包括:县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集体收入增长乏力、债务较高,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等。

从内生式脱贫走向乡村振兴:山区脱贫质量分析

2020年我国按现行标准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升脱贫质量、防止返贫成为我国扶贫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是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果实的必经之路。总结和分析尧治河村脱贫案例,发现以农民组织化促进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振兴,以集体经济促进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以文化认同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宜居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是尧治河村内生式脱贫的主要经验,并使其实现了乡村在治理、经济、文化和生态四个层面的全面振兴。研究为实现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了科学的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贫困户脱贫质量及其自我发展能力——基于六个国家级贫困县建档立卡数据的定量分析

中国政府于2020年年底实现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会存在。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尽管绝大部分实现了脱贫,其脱贫质量却不尽相同,甚至会有较大的差别。从相对贫困视角出发,以社会中间群体的收入标准为参照,对六个国家级贫困县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官方数据进行分段抽样,并以三个维度、九个具体指标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脱贫质量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有很大的关联,家庭未成年人口比例越高、人均文化程度越低以及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的建档立卡户脱贫质量相对较低。今后的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应该进一步强化扶贫对象的能力和资产建设。

社会政策能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视角

提升脱贫质量需要以社会政策防护为基础,然而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在脱贫质量的概念体系指导下,以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为脱贫质量的代理指标,利用2014-2018年CHNS面板数据测度了社会政策对脱贫质量的影响效应。首先测度与分解家庭贫困脆弱性;再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验证社会政策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从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来看,贫困脆弱性明显远高于贫困发生率。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家庭成人数、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及区域虚拟变量会显著性地影响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及贫困状态;而养老保险(或退休金)收入、医疗费用报销额度、困难补助等社会政策性收入代理变量对于持久性贫困及其脆弱性有一定的影响但效能较弱;这表明社会政策对于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弱有效性,在提高家庭脱贫质量方面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