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认定的反思与修正

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唯数量论”的情节认定模式,面临要素完备性缺陷和重刑主义的质疑。《批复》确立的综合认定标准虽具有积极意义,但有违背上位法之嫌,可能导致司法权的急剧扩张,蕴含同案不同判的隐忧。本罪保护法益是善良风俗和社会管理秩序,其与淫秽物品数量、内容、买受对象与传播范围均存在紧密关联性。司法裁判通过淫秽物品数量的限缩认定及“综合评价”标准的适用限制情节加重犯之成立,呈现限缩处罚的实践偏向。应对本罪罪刑结构进行改造,缩减量刑梯度并相应下调最高刑,同时采取“列举选择型”的入罪依据,满足数量、范围任一标准即可构罪,情节加重犯则应采取“数量+范围+数额”的“并列成立型”标准。

网络贩卖淫秽物品案件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贩卖淫秽物品案件的司法实践存在诸多困境:过高的法定刑配置、司法解释内部标准不统一以及定罪量刑依据模糊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有效应对。因此,有必要对贩卖淫秽物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性解释,同时保持好刑法谦抑性,从发布指导性案例、发挥司法指导功能;保证司法适用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承继;建立有效的定罪量刑评价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贩卖淫秽物品案件司法困境的出路。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及视频固定方法分析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是一种常见的犯罪方式,通过微信、QQ群组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已成为此类案件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准确认定淫秽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等的数量,是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必要对贩卖、传播常见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进行分析,并对这些链接所指向的视频数据的固定方法进行总结。

卖一个云盘账号判10年——对刑法363条适用问题的研究

通过互联网销售云盘(网盘)账号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在近年来大量出现,大部分案例按照2004年公布和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定罪和量刑,笔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通过云盘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从立法的层面予以及时的应对;但是刑法的适用过程应该谦抑谨慎,否则,既有违刑法罪刑法定的精神,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严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