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认定的反思与修正

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唯数量论”的情节认定模式,面临要素完备性缺陷和重刑主义的质疑。《批复》确立的综合认定标准虽具有积极意义,但有违背上位法之嫌,可能导致司法权的急剧扩张,蕴含同案不同判的隐忧。本罪保护法益是善良风俗和社会管理秩序,其与淫秽物品数量、内容、买受对象与传播范围均存在紧密关联性。司法裁判通过淫秽物品数量的限缩认定及“综合评价”标准的适用限制情节加重犯之成立,呈现限缩处罚的实践偏向。应对本罪罪刑结构进行改造,缩减量刑梯度并相应下调最高刑,同时采取“列举选择型”的入罪依据,满足数量、范围任一标准即可构罪,情节加重犯则应采取“数量+范围+数额”的“并列成立型”标准。

论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构成特征

作为节罪名,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其客体是健康的性风尚、性道德,客观方面是传播淫秽物品,主观方面应以故意为主;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

对刘玉田等贩卖淫秽物品案的两种不同意见

国法,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刘玉田犯贩卖淫秽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二) 被告人牛玉山犯贩卖淫秽物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网络贩卖淫秽物品案件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贩卖淫秽物品案件的司法实践存在诸多困境:过高的法定刑配置、司法解释内部标准不统一以及定罪量刑依据模糊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有效应对。因此,有必要对贩卖淫秽物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性解释,同时保持好刑法谦抑性,从发布指导性案例、发挥司法指导功能;保证司法适用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承继;建立有效的定罪量刑评价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贩卖淫秽物品案件司法困境的出路。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及视频固定方法分析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是一种常见的犯罪方式,通过微信、QQ群组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已成为此类案件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准确认定淫秽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等的数量,是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必要对贩卖、传播常见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进行分析,并对这些链接所指向的视频数据的固定方法进行总结。

淫秽物品犯罪适用法律初探

为了更加准确,有力地打击淫秽物品刑事犯罪活动、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现行法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为我们人民法院打击淫秽物品刑事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从1993年开始,我院陆续受理了一些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犯罪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而现有的惩治淫秽物品犯罪的法律、法规又不很完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审理,给审判工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在近几年审理淫秽物品犯罪案件中获得的一些原理和体会来探讨一下对此类案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

对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定罪和立法的刍议

对以营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行为的定罪问题,我国刑法已经作了明文规定,但是对非营利性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应当如何定罪,刑法上则没有具体条款规定,以致在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定罪问题常常出现意见分歧。现就当前对这类案件的定罪情况和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供今后在刑法中补充有关条款时参考。所谓淫秽物品。

从“国晓书社案”谈制作贩卖非法出版物及淫秽物品案件的审理

从“国晓书社案”谈制作贩卖非法出版物及淫秽物品案件的审理彭政基本案情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４年７月间，被告人万长庚等６人以营利为目的，非法印制和贩卖了１９种非法出版物，并将上述制作和贩进的书目分别按书价的４５％、５０％不等的价格批发零售给省市的书商...

《奇异的性婚俗》案一审判决

《奇异的性婚俗》案一审判决平克军波及全国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制作、贩卖《奇异的性婚俗》一案，经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日前做出一审判决，六名案犯受到法律制裁。《奇异的性婚俗》一书不仅内容淫秽，而且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民族宗...

卖一个云盘账号判10年——对刑法363条适用问题的研究

通过互联网销售云盘(网盘)账号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在近年来大量出现,大部分案例按照2004年公布和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定罪和量刑,笔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通过云盘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从立法的层面予以及时的应对;但是刑法的适用过程应该谦抑谨慎,否则,既有违刑法罪刑法定的精神,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严重不公。

须尽快弥补“线上儿童引诱”立法空白

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3月间,韩国发生了一系列利用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进行的性剥削案件,即"N号房"案件。侵害人在Telegram上创建多个聊天室,将通过对女性进行性威胁得来的资料、照片、视频等发布在聊天室中或者进行直播,一些受害者被要求在身体上刻字、食粪饮尿、将虫子放入性器官,甚至侵犯自己的幼年亲属,部分受害者亦于线下遭受性侵,视频散播至聊天室,明码标价以供"观赏"。目前,已知的受害者多达74人,其中有16名未成年女生.

法律适用方法教育之提倡

一、问题意识的缘起笔者曾以助教的身份参加过两次刑法总论的课堂教学,其中第一次课程是为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通选课,而第二次课程的参与者则是在职法律硕士生,后者多半为法学本科出身并已有多年司法实务经验,甚至包括一些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官和检察官。通过这两次的经历。

共犯的处罚根据论——以引起说内部的理论对立为中心

一、共犯处罚根据论概述(一)问题的提出在共犯论上围绕着共犯的处罚范围会提出如下问题:唆使他人把自己杀死的被害人能否构成杀人罪的教唆犯?唆使他人把淫秽物品贩卖给自己的人是否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预想使他人终于犯罪未遂而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教唆者是否值得处罚等。所有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能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