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城市“五反”运动中的“小人物”——以甘肃省D地区48个“贪污分子”的经历为例

大量基层＂贪污分子＂在1960年代的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是基本前提,而他们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日常表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不同情况下对其身份认定和处理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利用甘肃省D地区48组＂贪污分子＂的个人材料讨论＂五反＂运动中＂小人物＂的遭遇,结论认为每个人的＂五反＂运动经历都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偶然性及复杂性,表明政治运动的基层运行逻辑是极其私人化的个人体验。

为贪污分子发奖岂非咄咄怪事?

最近,我们对一乡镇企业——某磷肥厂进行审计,发现一桩怪事,该厂竟为贪污犯蔡某兑现奖金3300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9年5月,该磷肥厂供销员蔡某从某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站购进氯化胺110吨,每吨单价382元,计款42,020元,蔡某当时谎报单价为420元,厂财务科则按此价汇去货款46,200元,蔡某为了贪污这一笔差价款4,180元,将生资站开出的真实发货票销毁,改用一张商业统一零售发货票。自填单价420元交财务科报销,将4,180元的差价款中饱私囊。蔡某的所作所为不但未受到任何怀疑和查处,反而作为该厂购进原材料氯化胺的“有功之臣”给予3300元的重奖。

贪污分子被擒记

3月2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审判长庄严地宣读:"曾勇贪污公款69万元,审理以后又脱逃,决定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去年7月,江津市检察院反贪科突然接到工商银行江津支行举报:"我行白沙分理处储蓄所主任曾勇,于5月23日不假而走,40余天杳无音讯,经查现金帐目没有发现疑点,但由他存放在金库的一个代保管的装有60多万元国券的木箱不知去向。

“五反”运动中“贪污分子”的证成程序研究

1960年代的城市"五反"是执政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纠正基层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行为的一场政治运动。嫌疑人被证成为"贪污分子"一般经过检举揭发、专案调查、本人交待、本人检查与认可、经济退赔、定案处理等程式化和细密化的程序。本文利用某地区48组"贪污分子"的个人档案材料讨论"五反"运动中复杂的证成程序,认为其是运动得以有序展开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鉴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

浅谈大革命高潮中党反对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

1926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民革命高潮。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内少数投机革命的腐败分子发生了“贪官污吏化”和“雇佣劳动倾向”。有的贪污公款,如安源路矿工会陈梅生侵占公款千余元;有的工会、农协帐目不清,一些腐化分子乘机将公共财物归为已有;

贪污犯罪规律初探

贪污犯罪规律初探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犯罪在犯罪主体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特定性，在犯...

贪污犯罪规律初探

赵长青教授对我国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辅射规律、黑数规律作了潜心研究,揭示了贪污犯罪诱发因素与控制因素消长与犯罪率高低的规律,并分析了当前诱发因素增强、控制力减弱的因素,论证了贪污犯罪的部门与地域辅射规律和黑数规律的存在机制。此文在’95世界反贪污大会上作了交流,引起较大反响。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省苏政府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方志敏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而著称于世,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楷模。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是最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廉洁政府,它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赞扬,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在扩大苏维埃区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

贪污分子的伎俩

贪污分子大多数是不肯主动老实的谈问题的,他们玩弄着各种伎俩,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一、恫吓:有的贪污分子当群众抓住了他的矛盾进行穷追时,避而不答,反提出愿送法院,或用自杀等卑鄙手段来向群众进行恫吓。二、欺骗:有的贪污分子在小组内谈问题时,只谈过去的、轻微的、无关紧要的,并且装出一副老实可怜的态度。

贪污分子包述傳、王豐年、楊鍚融在大會上的坦白報告

包述傳:(滬区業務委員會第五室經理) 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运动中,我首先应当感謝毛主席在這个运动中给我的教育,使一个从旧社會出身,沾滿污點的我,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來清洗过去的罪惡行為。 現在我坦白我和王(?)年的贪污的种种罪恶行为,分做三个部份來說: 第一部份是套用行款,私營拆放收受黑市利息。

為徹底肅清國家銀行系統中的贪污分子而鬥爭

國家銀行的三反運動,在各地的黨政及節约檢查委员會的直接领導下,經過主要负责人親自动员並進行了檢討報告后,目前已進入了以反贪污为主要內容的階段,總行以及若干區分行已結合清理中小貪污分子,發動了對大貪污犯的强大圍攻並獲得了顯著成果。 國家銀行是國家金融事業的领导者与组織者,亦是國家资金管理的主要機關之一;不論在經濟恢復與經濟建设時期,它都负担若组織与調劑供应资金的巨大任務。純潔它的組織,清除贪污现象,使其不受资產階級的侵袭與破坏,並得以從容的遂行工作任務,不僅在現階段就鞏固國防,恢復經濟上說是急需的紧急任務;而且從長遠前途上看,對整個國家的建設上,也是有嚴重意义的長遠措施。

貪污分子李祥庭勾結奸商三年來竊取國家资財近十億元

中国人民銀行总行貪污分子李祥庭等和天津(?)盧惠民、馬坤生等經過長時期的巧取豪奪,共竊取了国家資財近十億元。奸商盧惠民在潜來北京和李祥庭商訂攻守同盟時一起被北京人民法院逮捕起來。貪污分子李祥庭一九三九年參加地方部隊,一九四五年脫離工作回家經商,一九四七年再度參加工作,担任冀南銀行第二印刷局的採購員。同年他在天津採購印刷材料時,曾和盧惠民(以前是第一印刷局採購员,一九四九年脫離工作回家經商)、魏書田(以前是第二印刷局採購員,被天津人民法院逮捕以前任天津人民印刷厂採購員)、耿吉孟(以前是第二印刷局採購员,現在人民銀行中南区行工作)等串通作弊。假報丟失,侵吞了為公家採購的油墨八百磅。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後。

法办贪污分子赵凤蕭

贪污分子赵凤蕭,原来在山西离山支行吴城营业所做会计、出纳工作。自一九五四年参加工作以来,一贯对工作不负责任,财务混乱,手续不清,并借工作之便大肆盗窃国家财产。四年来采取伪造假传票,造假账,伪造假契约,以及有意制造账务混乱等手段,前后十四次共贪污盗窃国家资财一、三九○余元。工作制度上的漏洞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大便利了贪污分子的罪恶活动。该支行一年四季无人下所检查。

不能放过贪污分子

沈笑珊同志在山东定陶县城关信用社当业务员的时候,有一次三街的张景和经沈笑珊的手还了信用社两元的贷款,会计孙贵山不开给人家收据,也没有收账。这件事引起了沈笑珊的注意。人要一经心,总会看出一些问题的苗头来。过了不久,孙贵山的父亲住医院,花了四、五十元,这时正好第八街孔宪朴到信用社存款100元,他没开给孔宪朴存单,后来,孔拿着他写的白条来取款时,他就吱唔不付。沈笑珊发觉后问他,他说是借的孔宪朴36元钱。当时信用社干部每月工资只有10多元。

企图毁证灭跡的贪污分子难逃法网

广东陆丰县支行甲子储蓄所记账员林载刚。在去年4月间调搞储蓄工作后,曾采取存入现金不作传票、不记账,挪用库存现金等方式贪污计达453元之多。为了消灭贪污事迹和推卸责任,他竟在1957年7月16日下午下班后,乘沿海刮九级台风的机会把办公室后门打开。

再接再厲窮追贪污分子

反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經真正變成為全國人民的群众運動。近一個月來,各地黨、政、军、民的各級機關,特別是中央一級所有的機關都无一例外地投入了這个偉大的斗爭。在認真实行首長帶頭、层层檢討的方針之下,群众普遍地發動起来,許多平日表現很懦弱的人也勇敢起來了;許多領導幹部從群众的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受到了重大的教育;廣大的幹部和群众對於資产阶級思想的侵蝕,普遍提高了警惕。

人民银行泗泾营业所主任范介山轻信贪污分子随便扣押客户

编辑同志:八月四日,泗泾航运合作社船户朱四三,代米商先后两次上解中国人民银行松江支行泗泾营业所人民币三千余万元。此款解入营业所后,当由营业所经办人员出给收据交朱四三收执,当时双方的手续都算是完结了。可是十日上午,该所清理款项时,发觉短少了一千万元,经办该款的同志即怀疑可能是四日朱四三解款中短少的,即找朱四三谈话,朱四三没有承认。十六日上午,公安局泗泾派出所即将朱四三扣押,到十八日才放出来,整整关押了二天。

官僚主义使贪污分子横行无阻

北京市分行海淀区办事处,从1955年3月以来,不断发生大额短款事故,而且长期未能查明短款原因。该处每当发生短款事故时,同志们互相猜疑,闹不团结,有的因受到经济损失和行政处分,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愿再搞出纳工作或不敢再点大票。由于经常短款,也影响了某些企业单位对银行的信任,要求撤销“信用封包”合同。1957年1月份,该处在北京市分行、区检察院和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下,对这些事故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改革发展中完善和健全反贪污机制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贪污行为的发生机理和表现形式呈现出新的特点：贪污手段多样化，贪污主体复杂化，贪污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增强，行为的投机性加大；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在新的形势面前，原有反贪机制的缺陷便暴露出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统一高效的反贪机制，就必须完善反贪污的法律体制，优化反贪机制的主要因素，健全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