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人特征实证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人在外部身份和主观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的特征。外部身份特征为年龄因素普遍影响职权的获得、教育因素的社会分层功能影响犯罪的类型、女性的贪污贿赂犯罪不容忽视、主体的身份与政策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家权力层级上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有所增加。主观心理特征为罪责感丧失、信仰缺失、自我认知偏差、自律缺乏。绝对权利、腐败群体亚文化、家庭因素和低收入水平影响贪污贿赂犯罪人主观心理特征的形成。在防治上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中财产刑适用新论

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金刑,进一步明确了贪污贿赂犯罪财产刑的适用,2016年两高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不过,对于贪污贿赂犯罪中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的选择适用、财产刑的适用幅度梯度等问题,尚面临着一定的适用困境。为此,需在遵循贪污贿赂犯罪财产刑适用原则的基础上,着力突破现存的适用困境,寻求具有可行性的完善路径。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贪污贿赂犯罪中违法所得认定的边界

违法所得认定的边界是违法所得没收的基础性问题。有关司法解释虽然对其进行了明确,但存在不一致,需详细梳理并统一标准。贪污贿赂犯罪领域,应考虑犯罪未完成形态、收益根源多样性、是否可以等值没收、善意取得抗辩、共同犯罪中如何没收、受贿罪中财产性利益没收等具体问题。违法所得数额计算则应区分情形考虑,以合理剥夺犯罪取得的利益。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与规则补充——基于对最新司法解释的法律与经济双面向反思

"两高"最新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重构数额标准势必引发腐败犯罪惩治效率降低、刑罚强度弱化、经济犯罪数额体系失衡等质疑。维持高位反腐或提高处罚概率,能有效对冲刑罚水平降低对腐败犯罪惩治效率的负面影响。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经济犯罪具有产权侵害共性,基于经济水平发展而推进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应在经济犯罪体系中进行对等运作。公权力深度介入市场导致寻租利益爆发式增长,压迫刑法做出被动反应;严格限制监管权介入市场的范围与深度是腐败治理的根本出路。应在财物定性与定量、"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解释等入罪条件、数额量化层面做出实质性的扩张解释,限缩数额标准提升的潜在效应。

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修正述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了多处修正。具体而言,在贿赂犯罪中增加了新罪的规定,修正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调整了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这些修正严密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加大了行贿犯罪的惩罚力度,使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该草案的内容也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应当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的对象中,贪污或受贿犯罪人的从宽处罚设置应当重构;补充行贿罪构罪标准与量刑标准中的数额标准,对行贿犯罪罚金刑适用方式应当规定为选处制。

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运行宏观效果考察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宏观运行效果的考察建立在对特定时间段内犯罪发案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具体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贿赂犯罪频度和烈度数据,建立刑法立法宏观运行效果与贪污贿赂犯罪之间的关联关系,考察贪污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运行状态,客观评价刑法立法的运行效果,分析导致立法效益不足的实际原因,提出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策略及相关立法的调整与完善建议。

宽严皆失: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失衡之乱象及纾解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宽严皆失",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可观察并由统计数据说明的特征化事实。客观地讲,党和国家一直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取得些许成果,但无法满足人们对反腐败的期望,人们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效能和公正性存在着普遍的质疑。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适用,仍是问题丛脞,彼此纠结,理论界虽提出了不少纾解之道,但仍难得要领。如何摆脱"宽严皆失"的尴尬,是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直面的新课题。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与有关法律的调整

目前,贪污贿赂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上升,大案要案持续增长,案件涉及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贿赂金额越来越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法律体系不完备,使得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坚持预防和严惩并重乃是治本之举。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追诉标准应予调整

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标准是侦查起诉中应重点把握的问题,应对追诉标准与定罪标准进行准确界分。立法是司法实践的反映,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追诉标准反映出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情节的认识,是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阶段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问题,因而探讨其定罪情节在侦查起诉阶段的特征以及准确适用问题,对于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也有利于从理论上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研讨。我国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追诉标准是缺乏一定操作性的。从刑法理论上看,深化侦办此类犯罪的细则研究,对于增强刑法分则相关罪刑条文的实务操作性,将罪刑原理融合到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的与时俱进,有效地惩治和全面地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利用犯罪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策略。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问题与立法完善的思考

刑罚配置的具体要素包括刑罚量、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其配置应符合相关的立法原理。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在刑量、刑种、刑度配置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应予以完善。在刑量配置依据上,应全面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标准;合理考察受贿罪刑量,单独配置法定刑;全面配置罚金刑,完善配置方式;对国家工作人员犯贪污贿赂犯罪的,单独增设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优化刑罚幅度设计,确保量刑档次之间梯度衔接的顺畅;条件成熟时废除死刑的配置。

《唐律》之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及其借鉴价值

《唐律》是我国历代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具有"适用法律官民平等"、"官吏之赃罪重于平民之赃罪"、"贪赃即惩"、"法网严密,层次分明"、"突出重点,宽严相济"等显著特点。解读《唐律》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具体规定与立法特色可知,《唐律》对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贪污贿赂立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分析其借鉴价值,能够使我们从《唐律》中汲取营养,进而从"严密法网"、"从严治吏"以及"官民平等"三方面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而且表明了我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甚至忠实履行了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国际义务。当然,惩治腐败具体落实到立法和司法的层面,就是要侧重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遏制。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完善国内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一大良好契机,尤其是我国现行刑法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内容相脱节之处,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实有必要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相关内容对其加以完善。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