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贿领域反洗钱机制构建中的检察价值

腐败与洗钱有极强的共生性,严厉打击下游洗钱犯罪是惩治腐败的内生需要。洗钱行为表现多样、手段隐蔽、危害严重,但现有法律制度及监管机制在打击贪贿领域洗钱活动方面存在争议分歧有待统一、刑事打击合力不足、跨境追逃追赃难等诸多问题。按照当前时代背景下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要求,尝试提出解决方法和思路,并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角度探讨涉腐案件反洗钱体系构建中的检察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基于进一步严密腐败犯罪法网、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落实减少和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政策及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立法论来看,未来应进一步地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贪贿犯罪的立法:将贿赂犯罪的标的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以及独立配置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贿高官量刑规范化研究——基于2013年—2017年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分析

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财产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宽处罚情节适用宽泛。贪贿高官量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为了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议明确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扩大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进一步完善财产刑,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建立贪贿犯罪量刑案例指导和量刑说理制度。

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质疑

"两高"《解释》大幅度提高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背离中央惩治腐败的基本立场和刑事政策;背离了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原则;提高数额标准的依据不科学,背离国情民意;违背优秀的中华法制传统;背离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贪贿犯罪治理路径;贪贿犯罪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现象将更为严重。建议及时修改或废除这一司法解释。

威慑理论视角下贪贿犯罪罚金刑的配置及其实践——基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九条的思考

贪贿犯罪作为贪利性犯罪,本质上不能脱离"贪利性"。《刑法修正案[九]》将罚金刑引入贪贿犯罪,填补了贪贿犯罪一直以来罚金刑缺位的刑罚断层。罚金刑是威慑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当前贪贿犯罪罚金刑的立法框架下,罚金刑对贪贿犯罪的威慑效能有限,除受限于立法外,司法对接也存在诸多障碍因素。立足威慑理论,罚金刑最佳的威慑效应要求立法和司法均适应威慑理论机制,即在立法层面,修正贪贿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标准;在司法层面,从罚金刑的适用到执行坚持理性司法。

贪贿资金追缴问题研究——以洗钱犯罪为视角

贪贿资金追缴是截断贪贿犯罪利益输送,增大犯罪成本的防控途径之一。国际社会和中国刑法皆以洗钱犯罪作为贪贿犯罪的下游犯罪加以严控,力求用此刑法规范约束犯罪行为。国内从刑法修正案(六)到刑法修正案(九)历经修订,都彰显了以洗钱犯罪控制贪贿犯罪,恢复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宗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对涉贪贿洗钱控制也给予了详尽规定。但是司法实践适用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例实证剖析到司法解释阐述运用,呈现出现实需求紧迫和追缴收益失衡,追缴网络严密和追缴难度日增的矛盾。究其原因,理论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和国际合作皆有可提升完善空间。如能强化理论研究,拓展探讨空间;完善反腐和反洗钱立法,加强涉贪贿洗钱犯罪司法适用;结合国际要求和本土实践,拓展国际司法合作,树立互利互惠理念,构建合作双赢的常态机制,或许能对贪贿犯罪资金追缴有所裨益。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仍需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便统一认识。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内既不能减刑、假释,也不能暂予监外执行。对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贪贿犯罪行为,不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适用终身监禁,并不违背《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贪贿犯罪量刑公正难题之破解——基于100例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分析

贪贿犯罪量刑公正与否是检验和评价我国司法公正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对100份贪贿犯罪判决文书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贪贿犯罪量刑存在轻刑化现象严重、量刑失衡问题突出、财产刑使用标准不统一、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员误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法官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等。基于此,司法人员应当坚持从严反腐理念;对从宽量刑情节严格依法认定;从严控制缓刑、免刑适用;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发布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案例。

贪贿犯罪成因研究

贪贿犯罪的发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存在以权谋私的目的和自我控制及社会控制的式微。据此分析贪贿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相关理论有体制转型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寻租理论等。总的来说贪贿犯罪的成因主观方面表现为畸形的需求、不良价值观及个性缺陷等因素,客观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法治等方面的因素。

贪贿犯罪成因研究

贪贿犯罪的发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存在以权谋私的目的和自我控制及社会控制的式微。据此分析贪贿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相关理论有体制转型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寻租理论等。总的来说贪贿犯罪的成因主观方面表现为畸形的需求、不良价值观及个性缺陷等因素,客观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法治等方面的因素。

乾隆朝预防及惩治高官贪贿犯罪简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繁荣时代,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清高宗本人也较为重视打击大小官员的贪贿犯罪,尤其是针对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建设,但收效甚微,其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关于公正处罚贪贿犯罪的法理思考

对比现行法律对于官员贪贿犯罪与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在制定与实施上的巨大差异,可知现行法律对官员贪贿犯罪处罚畸轻,因为官员贪贿罪的本质是性质更为恶劣的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对官员贪贿犯罪处罚畸轻造成破坏以德、能选拔人才的标准、以财富多寡作为评判人价值标准、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可能招致外敌入侵等严重社会后果。官员贪贿犯罪产生的制度根源在于利重罚轻。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官员的利益与国家、民众利益具有不一致性。对贪贿官员适用死刑既是遏制官员贪贿犯罪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家对人民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食药监管领域贪贿犯罪的博弈论分析

食药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往往是贪贿犯罪的重灾区,时常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尴尬局面。同时该监管领域的贪贿犯罪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着博弈的关系。根据博弈论中的策略模型分析犯罪人和检察机关在采取策略时的不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找出犯罪人进行犯罪的临界值,以分析犯罪成本、监察行为和犯罪收益等因素影响犯罪人从事贪贿犯罪的概率,探索食品监管领域贪贿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贪贿犯罪死刑先废论辩驳

贪贿犯罪死刑先废论的要害,不在于主张分阶段逐步废除死刑,而在于主张将贪贿犯罪死刑的废除放在较为优先的位置来考虑。其致命缺陷有两个:一是对普通暴力犯罪及财产犯罪危害性程度与贪贿犯罪危害性程度的高低作了颠倒性评价,在高估普通暴力犯罪以及财产犯罪危害性程度的同时,过分低估了贪贿犯罪的危害性程度,并错误地认为贪贿犯罪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二是事实上把贪贿犯罪人的生命权摆在了优越于其他普通财产犯罪人和暴力犯罪人的地位,折射了一种不平等的生命权利观。在我国腐败犯罪高发的形势下,优先废除贪贿犯罪死刑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不正确的刑事政策选择。在当前形势下,贪贿犯罪不能优先于盗窃罪等普通财产犯罪以及其他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更不能优先于普通暴力犯罪废除或事实上废止死刑。

中国封建社会贪贿犯罪的治理及现代启示

中国封建王朝下官吏贪贿犯罪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专制统治者虽制定了种种对策却收效甚微。文章总结了古代贪贿犯罪产生的原因和反贪的经验,阐述了古代政制、法制和贪贿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在当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完善各项法律和制度,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唐代惩治贪贿犯罪的立法及其实施

唐代惩治贪贿犯罪的立法严密而详备,体系严谨,内容广泛,超过了以往各代。唐初统治者严于执法,吏治澄清,但到了中后期,惩贪不严,统治者以权代法,法制废弛,导致贪污风盛,难以抑制。

贪贿罪数额调整的合理性分析——对贪贿犯罪最新司法解释的思考

关于贪贿罪"概括数额"的具体规定在《解释》中得以明确,其最鲜明的变化——数额的调整,是有其合理性的。数额背后所蕴含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危害性成为变量,随着人均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定罪数额也应随之做出调整。原有的量刑数额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际,扩大量刑幅度的容量以促进刑罚分配的合理化和罪刑对应的均衡化势在必行。同时,坚持"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也是刑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中国古代贪贿犯罪的原因、对策及启示

在中国传统社会,贪贿犯罪是每一个王朝都无法根除的顽疾,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原因。专制统治者为了惩治贪贿犯罪制定了种种对策,包括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罚。总结古代贪贿犯罪产生的原因和反贪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政制、法制和贪贿的本质,而且对我们在当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完善各项法律和制度,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我国贪贿犯罪死刑适用探究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代价的残酷刑罚,其存废争议颇大。本文从贪贿犯罪入手,首先观察贪贿犯罪死刑设置的立法沿革及死刑适用的现状,然后深刻反思贪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最后积极思考贪贿犯罪死刑适用的变革之路及其在变革中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以期能够使贪贿犯罪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

贪贿案件“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法理分析及认定

司法实践中,办理贪贿案件一度错误地运用“扣除法”进行数额认定,原因是对“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刑法意义存在模糊认识。基于犯罪构成理论和贪贿犯罪立法主旨的探讨,该情节属于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的内容,仅可作为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我国应建立被告人证明责任制度,在被告方辩解并提供证据证明有“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时,法院应尝试运用优势证明标准,围绕证据“三性”综合全案进行具体分析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