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体系高质量建设的思路与要点

当前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肩负着“增民生—促发展—降风险”三大任务。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要求和发展环境下,新一轮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的对象群体、保障程度、保障方式、实施思路及工具手段都与之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很多重要区别。深刻认识时代背景与需求,在充分吸收我国历史上及国际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经验基础上,重点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配租与配售、适用与品质、守正与创新五大关系,科学构建新一轮保障性住房体系,高质量推进相关规划与建设供给。

哪类青年易陷入住房贫困——对转型期住房贫困生成逻辑的再探

中国城市青年住房贫困已经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性贫困变成了现在转型经济时期的选择性贫困,但有关"谁"以及"为什么"会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这是实现住房共享需要明确的核心问题。基于调查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青年住房贫困的生成逻辑并非遵循单一的市场规则。青年住房贫困不仅是个体能力不足的结果,亦是再分配制度不平等以及家庭先赋性资本缺失共同作用的产物。再分配与市场对青年住房贫困的作用力方向存在同一性,那些没有通过再分配制度获得早期福利买房机会的青年面临市场和再分配的双重剥夺。家庭先赋性资本对青年住房市场的介入,进一步固化了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住房共享需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权利贫困的经济学解释及对策

居民拥有一定面积的住房或能够住得起房子,是居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保障,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利益因素驱动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结果必然导致商品房的大量开发,而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的开发则较少,这不仅损害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利,也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中产阶层的利益。要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利,打破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合谋,就需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强化政府在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开发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住房贫困问题是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基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那些有能力在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住房贫困问题的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则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历史性阶段,从工厂集体宿舍、"城中村"、"群租房"等现象中看到中国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存在不断加剧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中国将可能步拉美国家后尘,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之中。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核心,即所谓"人的城市化"的核心,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

住房贫困对孩子学业影响的研究

以改善居住条件为切入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需要深入分析住房条件与孩子学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学校变量后,住房贫困仍显著影响孩子数学成绩但对语文成绩的影响较弱;进一步分析住房贫困与邻里环境对孩子学业的交互作用后,发现住房贫困只有在富裕社区里才会对孩子语数成绩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早期基础教育对个体后期教育是积累性和机会性的,住房贫困对孩子早期学业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住房条件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物理机制。这一发现带来的政策价值是"扶智必扶住":一是应改直接资金援助为针对性援助,即通过有针对性地改善贫困家庭的居住条件来提升孩子学业,直接资金援助则是无效的;二是只有实现住房条件与邻里环境同步改善才能真正提升孩子学业,因为仅仅改善邻里环境并不会给缺乏优质居住空间的孩子带来学业福利。

制度转型与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迁

住房贫困的生成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因住房的获得遵循再分配规则而受行政等级的支配,那些单位行政级别低、个体行政职务较低或无行政职务者,只能从国家手中获得质量差且面积小的住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国的城市住房贫困生成秩序变得异常复杂。贫困个体或家庭注定要站在商品房市场门外,因为住房行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往往是家庭行为。渐进式住房改革模式导致单位再分配及其已经私有化的公房对住房市场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效应,那些丧失早期福利买房机会及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之后没有享受单位变相住房福利者易陷入住房贫困。城市住房贫困在中国转型时期是市场、再分配及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剥夺的结果。

大学生就业后的住房贫困现象探析——基于浙江普通高职毕业生的调查

本文从笔者的问卷调查、媒体资料和日常生活感知,提出大学生就业后的住房贫困问题;探讨大学生就业后住房贫困的原因;分析大学生就业后住房贫困的负面影响;对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后住房贫困问题作了若干思考。

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因素关联规则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数据挖掘中关联规则的方法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特征进行分析。结合新疆贫困人口的特点,利用关联规则算法,探讨影响新疆农村居民贫困的部分因素;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新疆地区数据为依据,在新疆农村居民特征之间影响关系的基础上,将所挖掘的关联规则作为标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通过关联规则发现具有以下特征的农村居民生活受贫困的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低、年龄较高、生活在民族县、生活在边境县等。

城镇居民的住房贫困——基于2000年与2005年人口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0年和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讨论了城镇住房贫困的总体状况及其人群构成,并从居住的空间约束和基本的生活功能出发,在给定的住房数量贫困与质量贫困标准下,讨论了城镇不同类型住房贫困的分布特征。本文发现,在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中,住房贫困发生率则要低得多;而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从事生产操作性职业的人群中的住房贫困发生率则相对较高;在集体户、农村流动人口中通常具有较高的住房贫困发生率。

住房贫困的民族差异与住房反贫困的政策选择

住房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住房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状况的不同不仅在于住房面积的差异,也包括住房质量的差异。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汉族住房贫困率要低于少数民族,两者住房质量贫困率的差异要高于住房数量贫困率的差异。城乡、户主受教育程度、人口流动状况、少数民族聚居区等不同人群组的住房贫困率不同,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因此,在关注少数民族的住房数量贫困的同时,更要重视其住房质量贫困。

住房贫困与儿童学业:一个阶层再生产路径

过去有关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研究常常将家庭阶层背景等同于父母收入、职业地位以及文化程度,且忽视了家庭阶层背景对后代教育的影响总是从早期儿童基础教育就已经上演这一重要事实。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并以住房条件指称家庭阶层背景且分析其与儿童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个体、家庭、社区及学校等变量后,发现住房贫困对儿童学业表现能够产生负面影响。但进一步分析证实了这种影响受邻里环境调节,即富裕邻里会放大住房贫困对儿童学业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住房确实是阶层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物理机制。本研究在政策层面上有助于更好地落实"扶贫必扶智"的重大举措,以"扶住"为切入点落实"扶智"会比直接现金援助更有效。

落脚大都市:广州新市民住房贫困研究

利用2014年广州来穗务工人员住房调查数据,研究新市民住房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广州新市民住房贫困相异于西方国家,住房贫困与收入贫困密切相关,住房贫困率低于收入贫困率.新市民具有高住房面积贫困率和低住房负担贫困率等特征,该特征与人群构成多元化,以及商品住房等正规住房和城中村出租屋等非正规住房二元共存的住房租赁市场有关.住房贫困类型受家庭人均收入、居住形式、住房类型、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就业行业和职业地位等因素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交换权利的视角

中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出现住房贫困问题的原因,除了供求失衡之外,深层原因是在他们的交换权利集合中,没有包含合意住房的可行商品组合。要使农业转移人口摆脱在城市的住房困境,不能仅依靠增加住房供给的单一思维,而是要从提升他们交换权利的角度,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城乡居民户籍平等、机会均等、身份对等的制度改革,从而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大的住房交换权利。

住房保障是否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住房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体面居住是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关键环节,但是住房市场排斥与结构化制度歧视的双重障碍,导致大多数流动人口普遍遭遇住房相对贫困。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住房公积金与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住房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保障性住房能够显著缓解流动人口的住房相对贫困,但两种保障方式对不同维度住房贫困的影响有所差异。住房公积金有助于改善居住设施与居住环境,但未能有效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拥挤与职居分离问题;而保障性住房在改善居住设施、缓解居住空间拥挤与降低居住环境贫困方面成效明显,但在促进职居平衡方面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公积金仅对城—城流动人口缓解住房贫困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保障性住房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居住效用改进更明显。此外,住房保障政策能够削弱户籍身份对住房相对贫困的消极影响,缩小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住房贫困差距。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政策应充分落实住房公积金参与,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以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居住条件与加速社会融入进程。

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的演变与启示

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极快,中低收入劳动力群体的住房贫困问题对城市发展的桎梏已经在不同城市中渐露端倪。但我国的城市住房干预政策一般以社会保障为目标,住房政策中对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激励设计相对不足。英国有丰富的劳动力住房政策实践经验,本文梳理了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体系的演变过程,发现该政策最初从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应急措施而来,逐步发展为具有强健活力的制度化体系,并成为英国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其激励导向为劳动力投入生产市场提供了持续动力。英国关键劳动力住房政策侧重于刺激住房需求,但未能解决支付能力危机、土地规划僵化和地区补贴不均衡等问题。我国可以考虑加强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顶层设计,规划系统性住房政策配套举措,形成社会力量参与的住房合作机制。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质量时空差异分析

采用综合指数法和系统聚类法,对我国城镇家庭住房质量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的纵向角度看,我国城镇家庭住房质量明显改善但住房消费两极分化显著;从省际差异对比看,中部地区住房自有率最高,东部、西部相对较低,住房功能环境呈现"东北、西北及华南高"的间隔分布特征;北京和东南沿海省份存在较严重的住房数量贫困现象;从省际住房改善幅度看,海南、江西等地的住房质量改善幅度最大;上海、广州等地的住房质量综合相对排名降幅明显。因此,应重点关注北京及东南沿海省市的住房空间拥挤问题以及西藏、内蒙古和云南、贵州等地的住房设施简陋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性的住房保障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住房质量。

中国住房体系的代际和户籍分层及影响机制——基于CHF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再分配对住房的干预之前,基于人均住房面积的我国住房分层主要在非青年与青年之间展开;在干预之后,则主要在本地外来、非青年与青年之间依次展开。最终形成了一个本地非青年(上)、本地青年和外地非青年(中)、外地青年(下)的分类结构,最大面积差距达十平方米左右。其主要引致因素是再分配而非市场。福利分房、保障房和规划安置房等价格显著低于市场的住房再分配形式扮演了推动群体内均等化、群体间不平等的双重角色,强化了户籍之间以及代际的住房分层。

非洲当代城市中的贫民窟与非正规社区:以内罗毕为例

内罗毕正在经历的城市化体现出"多重飞地"的特征。在全球国际资本和本地人口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下所产生的城市贫民窟,在空间上有着拥挤混乱等显著特征,但同时具有复杂的内在组织力量。本文以肯尼亚内罗毕贫民窟为典型的这一高密度、低收入、非正规的贫困人口聚居形成的城市景观,通过探寻它的空间、社会、文化形态来探寻它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的新身份,并结合城市非正规性理论,建立与当代城市相关的非正规社区体系。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及参与贫民窟的改造项目,针对内罗毕几个典型贫民窟的内部组织方式,从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住房建设、社区服务等四个方面来解读非正规聚落的组织形态,同时对内罗毕作为后殖民城市的非正规性进行了梳理,将贫民窟放置在非正规城市化的宏观进程中进行研究,为研究非正规城市提供文本。

《上海文学》小说与城市文化心态的真实

本文通过考释1953—1978年间《上海文学》小说中有关上海城市住房问题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接模式,认为:尽管这些作品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重,表层内容普遍存在"失真"的倾向,但其深层内核依然与当时真实的社会环境、社会记忆及"住房贫困"这一上海城市社会的热点问题存在较高的契合度。着重分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住房情结"这一都市文化心态,如何借助文学的媒介构建起稳固的历史记忆并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