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病循环:乡土社会伦理语境中的贫困再生产

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贫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农民应对疾病的方式和农民的健康观念也是适应当地这样的社会环境和乡土社会伦理的,这增加了他们患病的机会,为他们制造出更多的疾病,使之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们应对疾病的方式和健康观念会影响后代,后代继承了父辈的生活方式和应对疾病的方法,健康资本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传递,再加上贫病交加的家庭传下来的资本非常有限,父辈遗留下来的资本并不足以应付恶劣环境下家庭所遭遇的疾病和灾难,于是贫困被再生产出来。

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贫困问题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性干预、社区贫困文化的再生产、教育的实践逻辑等构成了农村贫困的根源,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与政策调整、过分的财政依赖和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带来了农村贫困的再生产。事实发现,重视穷人的主体性参与、增加和完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国家强制性干预发展的逻辑和未来战略的重新定位等能有效应对贫困问题。

阻断贫困代际再生产:母亲的中介桥梁及政策的心理学思考

贫困代际再生产的逻辑起点一般从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出发,并强调父辈,尤其是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子代贫困与否的重要变量。从处境不利的贫困儿童出发,可以发现贫困代际再生产过程中的家庭传导机制,尤其是母亲的桥梁作用,强调母亲角色是影响贫困代际再生产和阻断贫困传递的重要中介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贫困政策干预中针对母亲的重要作用,采用早期教育补偿性功能、亲子互动保护性作用、降低女性刻板印象威胁,以及关注贫困母亲本体发展的政策心理学干预方案,以期有的放矢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根源上向贫困宣战。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产权转移视角下的城市贫困

本文将力图基于产权转移城市贫困论的假设,从产权转移的角度来解释城市贫困的形成。认为产权转移从制度、环境和个体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了城市贫困的产生;同时还将博弈论和经过变形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引入产权转移过程之中,认为在产权转移过程中,由于所拥有资源重要性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了分配不均衡,也就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再加上转移完成后的结构性失业,共同作用造就了相对贫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