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走向共同富裕要求先富带动、帮扶后富,构建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此,需要对中国相对贫困进行准确测度与动态识别,并对贫困变化进行量化分解。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发现,虽然绝对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但是相对贫困发生率持续上升。使用贫困指数变化的"识别—增长—分配"三成分分解框架研究中国贫困动态变化过程,研究表明,近年来绝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主要来自增长成分,2012—2014年、2014—2016年和2016—2018年三个时期中,增长成分使绝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7.74%、20.81%和19.04%;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主要源自识别成分,以上三个时期中识别成分使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上升8.42%、12.19%和12.55%,增长成分使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8.34%、11.24%和12.18%,略低于识别成分,分配成分使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上升2.88%、1.12%和6.60%。本文进一步界定强、弱相对贫困线,通过设定城乡差异化、地区差异化和省际差异化贫困线三种情形研究中国相对贫困状况,发现使用全国统一的相对贫困线容易出现过度识别问题,城乡差异线下的相对贫困综合指数与省际差异线下的结果较为接近,且方便实施,是一个可以兼顾识别准确度和精简度的权衡选择。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数据

笔者根据2000年、2006年和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家户微观面板数据,借助双变量Probit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三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不同贫困线标准下,家户贫困发生率均逐年下降,且随着经历贫困次数的增多,贫困户数目不断减少,相邻年份中仅有部分家庭持续处于贫困状态;同时,家户脱离贫困与陷入贫困的状态同时存在。回归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到最近小学的距离、到最近火车站的距离等因素对下一年份家户贫困状态的边际效应影响显著;由于贫困标准不同,其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

中国贫困动态变化分解:1991～2015年

针对现有贫困变化分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贫困变化分解中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系统考察贫困变化受经济增长、不平等和人口3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城乡贫困的影响,为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战略提供依据。从各阶段的贫困变化分解结果来看,中国大规模减贫离不开经济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不平等始终是使贫困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导致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份额逐渐减少。人口增速的减缓及贫困人口数量的显著下降有效地促进平均收入的提高,进而对贫困程度的降低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口流动对城市和农村贫困变化的影响力度是不同的,其对农村贫困指数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说明城市发展确实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缓,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非常必要且及时。另外,2011年以来,贫困缺口指数的整体下降速度趋缓,说明在绝对贫困得到有效解决之后,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越来越深、减贫难度较大,贫困阶层有固化态势,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

根据2007年和2008年住户追踪调查数据,本文描述了两个年份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特征。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两年一直陷入贫困状态的家庭的比重较低,但贫困类型结构也会受到贫困标准的影响。贫困标准越高,则两年贫困在总体贫困中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收入结构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包括外出务工收入在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对于农户脱离贫困状态具有重要的贡献,经营收入的波动是农户陷入贫困状态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外出行为的内生性处理,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是贫困状态转换的重要因素。外出与贫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受到贫困标准的影响。贫困标准越低,外出的贫困减缓效应越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健康状况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家庭不健康成员人数及其变化对贫困发生率及其转换具有显著的影响。

转型期城市贫困演化空间模式研究

基于西安市居民收支状况的调查数据,利用F-G-T指数和转移矩阵方法从宏观整体和微观个体两个角度分析了转型时期西安市贫困的变化趋势,并揭示其动态演化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1990—2011年西安市城市贫困状况有大幅度的改善,但在2000—2011年的改善不明显,尤其是在贫困的深度和强度方面;贫困分布特征由圈层结构变为扇形结构;城市的重点发展地区减贫抑贫效果最为显著;老工业区返贫状况突出,流动人口集聚地区贫困状况变化比较剧烈;西安市的城市贫困演化呈现出以内城区为中心的变形"同心圆"状与"扇形"复合的"T"型空间结构模式,内城返贫区与脱贫返贫混合区交错,并随城市发展向南扩展,东西两翼呈圈层结构包围在内城周围。贫困状况及其演化空间结构是城市发展方向、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