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型山地旅游区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贫困型山地旅游区旅游资源丰富,然而其旅游开发现状不容乐观。作者在分析贫困型山地旅游区旅游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可持续旅游开发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六个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发模式:(1)旅游开发主导模式—政府主导;(2)旅游景区经营模式—企业化经营管理;(3)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以生态旅游为基础,开发系列旅游产品;(4)客源市场开发模式—改善交通可进入性,树立特色旅游形象;(5)增强竞争力模式—加强旅游合作,形成区域联动;(6)旅游扶贫模式—社区参与。

贫困型农户融资困境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暂时贫困型农户为调查对象,对贫困型农户的融资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重庆市贫困型农户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的小额需求为主,其最主要的是生活消费性需求,其次才是生产性支出,但实际发生借贷现象的贫困型农户比重不高,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贫困型农户更少。资金需求量太小、缺乏担保抵押是他们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主要因素。

对贫困型传统民居维护改造的思考与探索——一幢哈尼族蘑菇房的维护改造实验

云南及我国西部传统村落现存大量贫困型传统民居,其保护及发展难度很大。针对这一现实,作者提出了其维护改造方法的思考:适宜采取运用本地材料、本土技法和本村人力以降低造价的"低端"技术路线。详细介绍了基于上述思考在元阳县阿者科村的探索:一幢哈尼族蘑菇房的维护改造实验。系统阐述了实验完成后的反思:探索的根本目标与后续工作,一些可持续性理念与可复制性技术,以及对"蘑菇顶"形式与茅草材料等焦点问题的探讨。

贫困型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及规范研究

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之后,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和异化。制约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主要在于外界旅游流对旅游地的静态平衡系统产生冲击和干扰,分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必须从构成“流”的要素入手。对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规范,必须从引发系统变迁的各种“流”的因素来分析实施,主要加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居民等方面的规范作用,以“流”制“流”。

贫困型农户信贷难的相关法律思考

造成贫困的因素有很多,但缺乏便于致富的资金,却是普遍现象。对于我国农村的广大贫困户来说,信贷是一种获得资金最便利的方式。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出台有关贫困户信贷的针对性措施,而贫困户借贷的实践经验也不丰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贫困户借贷出现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针对该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以便于制定解决贫困户借贷问题的合理措施。

贫困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策——云南阿者科研讨会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的五个申遗重点村寨之一,也是元阳地区82个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因受山地条件的限制,该村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受教育水平低下。从如何让该村走出当下发展困境、改善居民的生活窘境出发,探讨贫困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期总结出对云南及西部地区贫困型传统村落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对策。

中部贫困地区农村职教“反贫困型”发展模式研究

以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参照，按照农村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我们认为中部地区２１世纪初农村职业教育可分为三类发展模式。本文拟对其中的“反贫困型”发展模式作进一步探讨。一、中部贫困地区的农村职教要以反贫困为发展目标１以反贫困为发展目标...

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判断抽样方法,定点选取了全国15个省份较贫困地区的1156户暂时性贫困型农户为对象,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和信贷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正规和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型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小额需求为主,但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贫困型农户较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贫困型农户更少,金融需求满足率极低。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年人均收入水平、固定资产价值、农业生产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在众多可能的因素中,只有家庭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支出占比对贫困型农户的正规信贷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家庭耕地面积、固定资产价值、农业生产支出占比是影响贫困型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

支出型贫困救助的多维困境与路径建构——基于南方G省四市的调研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结束,支出型贫困逐渐成为学界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注焦点。从南方G省四市的实践来看,支出型贫困救助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如“救助谁”维度的收支与财产状况核对困难,“谁来救”维度的多方力量整合困难,以及“如何救”维度的救助内容单一、救助模式模糊和救助程序冗长等问题。破解这些困境,须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对象—主体—工具”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内容、救助模式、救助程序等多方面完善社会救助路径。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四川省米易县、河北省邢台县、江苏省滨海县作为调查地区,按收入水平进行分层后,在四川省米易县选择6个乡镇、在河北省邢台县选择6个乡镇、在江苏省滨海县选择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6个行政村,由村委干部协助获得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7—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开展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患病后的门诊就医行为、家庭情况等。3个县共获得有效问卷453份,其中米易县209份、邢台县166份、滨海县78份。结果 453人中,患病后治疗方式为自我治疗、先自我治疗再就医、直接就医、不治疗的人数分别为15人（占3.3%）、230人（占50.8%）、136人（占30.0%）、72人（占15.9%）;首诊机构为私人诊所、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人数分别为47人（占10.7%）、107人（占24.4%）、163人（占37.2%）、121人（占27.7%）。米易县、邢台县、滨海县人群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学历、健康自评情况、人均住房面积、人均耕地、人均资产、家庭年人均支出、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门诊例均费用、门诊费用主要支付方式、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距离、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间的患者患病后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呈现就医趋高性的特点,影响其患病后门诊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患者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医疗经济负担及机构可及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问题研究

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以收入型贫困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着制度上的困境和救助逻辑上的矛盾,导致救助水平过低、救助成效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支出型贫困及其救助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的,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救助政策简单叠加、救助理念有待发展等不足。笔者基于梅志里、阿马蒂亚·森等人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讨论,并结合奈特等人对贫困类型的研究,尝试着完善支出型贫困的概念,并就支出型贫困救助对象所涉及的支出类别进行了分类,对支出型贫困与收入型贫困救助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对广州市支出型贫困救助办法进行了介绍。

基于贫困衡量视角转变的支出型贫困救助问题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保障了我国低收入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但这一制度仅仅考虑了家庭的收入状况,忽略了家庭支出情况,使得部分支出型贫困家庭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他们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以支出作为贫困衡量视角,应重新认定救助对象、划分救助等级、确定救助标准,同时,应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采用分层分级的救助方式,加强制度间的衔接,并建立完善救助对象信息平台,从而促进建立健全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

上海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分析

上海率先提出"支出型贫困"概念,贫困度量以支出为标准,救助目标以风险预防为主,救助对象以家庭为单位,贫困理论由此得到丰富和发展。上海积极探索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如静安区"五四三二一"帮扶救助体系、长宁区"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五可"帮困救助模式。上海救助和帮扶"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基本经验为:构建信息平台,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调动多方力量,探索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提供"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四医联动",确保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口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救助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米易县、江苏滨海县、河北邢台县对453户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住院患者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调查人群就医趋高性明显,对住院机构的选择受疾病严重程度、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优势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周边人群就医偏好、家庭经济水平、医疗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就医可及性提升将使人群潜在趋高就医需求得以释放,应在提升县域内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基础上,建设人群有序就医及分级支付等配套制度,同时逐步扩大社会救助范畴,提升对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保障水平和保障效果。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扩散研究

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的实施契合精准扶贫理论,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政策模式"碎片化"现象。运用政策扩散理论对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在扩散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变异情况进行分析。全国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可分为临时救助模式和试点救助模式;进一步运用博弈论对两种模式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成本、财政预算约束、政绩导向等因素影响,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博弈,并导致了政策在扩散过程中的变异。由此提出应出台统一的政策、实行有效的政策考核机制及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助等措施,以促进我国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

上海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和经验启示

上海率先探索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如静安区"五四三二一"帮扶救助体系、长宁区"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五可"帮困救助模式。上海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在低保救助基础上形成"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这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支出型贫困"丰富和发展了贫困理论,实现了三个转变:贫困标准从收入转向支出;救助对象从个人转向家庭;救助目标从现实状况转向风险预防。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农民环境教育体系构建研究——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农民环境教育思考

安定区(原定西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型贫困区。调查显示,该区农民环境教育与"水保立区"宏观战略、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建设及市民环境教育失衡;同时,该区农民环境意识方面表现出浅层和深层不平衡、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平衡和环境知识与环保行为脱节现象。因此,应着力构建农民环境教育体系,促进农民环境教育协调发展:制订科学的农民环境教育计划,实现与战略的对接;坚持农村视角,保证农民环境教育内容的适切性;创新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环境教育的实效性;整合现有资源,打造立体化的农民环境教育阵地;关注农民利益需求,促使知行有效转变;强化对农民环境教育的战略认识,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