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型山地旅游区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贫困型山地旅游区旅游资源丰富,然而其旅游开发现状不容乐观。作者在分析贫困型山地旅游区旅游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可持续旅游开发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六个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发模式:(1)旅游开发主导模式—政府主导;(2)旅游景区经营模式—企业化经营管理;(3)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以生态旅游为基础,开发系列旅游产品;(4)客源市场开发模式—改善交通可进入性,树立特色旅游形象;(5)增强竞争力模式—加强旅游合作,形成区域联动;(6)旅游扶贫模式—社区参与。

贫困型农户融资困境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暂时贫困型农户为调查对象,对贫困型农户的融资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重庆市贫困型农户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的小额需求为主,其最主要的是生活消费性需求,其次才是生产性支出,但实际发生借贷现象的贫困型农户比重不高,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贫困型农户更少。资金需求量太小、缺乏担保抵押是他们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主要因素。

对贫困型传统民居维护改造的思考与探索——一幢哈尼族蘑菇房的维护改造实验

云南及我国西部传统村落现存大量贫困型传统民居,其保护及发展难度很大。针对这一现实,作者提出了其维护改造方法的思考:适宜采取运用本地材料、本土技法和本村人力以降低造价的"低端"技术路线。详细介绍了基于上述思考在元阳县阿者科村的探索:一幢哈尼族蘑菇房的维护改造实验。系统阐述了实验完成后的反思:探索的根本目标与后续工作,一些可持续性理念与可复制性技术,以及对"蘑菇顶"形式与茅草材料等焦点问题的探讨。

贫困型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及规范研究

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之后,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和异化。制约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主要在于外界旅游流对旅游地的静态平衡系统产生冲击和干扰,分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必须从构成“流”的要素入手。对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规范,必须从引发系统变迁的各种“流”的因素来分析实施,主要加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居民等方面的规范作用,以“流”制“流”。

贫困型农户信贷难的相关法律思考

造成贫困的因素有很多,但缺乏便于致富的资金,却是普遍现象。对于我国农村的广大贫困户来说,信贷是一种获得资金最便利的方式。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出台有关贫困户信贷的针对性措施,而贫困户借贷的实践经验也不丰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贫困户借贷出现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针对该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以便于制定解决贫困户借贷问题的合理措施。

贫困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策——云南阿者科研讨会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的五个申遗重点村寨之一,也是元阳地区82个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因受山地条件的限制,该村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受教育水平低下。从如何让该村走出当下发展困境、改善居民的生活窘境出发,探讨贫困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期总结出对云南及西部地区贫困型传统村落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对策。

中部贫困地区农村职教“反贫困型”发展模式研究

以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参照，按照农村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我们认为中部地区２１世纪初农村职业教育可分为三类发展模式。本文拟对其中的“反贫困型”发展模式作进一步探讨。一、中部贫困地区的农村职教要以反贫困为发展目标１以反贫困为发展目标...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海曙模式”研究

随着收入型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呈现向支出型贫困救助辐射延伸的趋势。宁波市海曙区着眼支出型贫困家庭服务面临的供给、能力、需求矛盾和实务、制度、政策层面的问题,探索出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四三三”海曙模式,有效提升了服务水平。但仍需完善配套体系:(一)微观层面:增加专业服务供给;(二)中观层面:完善救助政策机制;(三)宏观层面:构建新型救助体系。

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判断抽样方法,定点选取了全国15个省份较贫困地区的1156户暂时性贫困型农户为对象,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和信贷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正规和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型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小额需求为主,但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贫困型农户较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贫困型农户更少,金融需求满足率极低。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耕地面积、年人均收入水平、固定资产价值、农业生产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在众多可能的因素中,只有家庭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支出占比对贫困型农户的正规信贷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家庭耕地面积、固定资产价值、农业生产支出占比是影响贫困型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验证商业医疗保险对于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效果,为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依据。[方法]利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商业医疗保险对于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结果]家庭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家庭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概率较未购买家庭降低了4.1%。[结论]商业医疗保险可通过增加家庭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且对于缓解高保险深度地区和农业户籍人群的因病支出型频率发生作用更加明显。

生态保护型相对贫困:概念厘定、治理意义与实践理路

生态保护型相对贫困是部分地区因承担生态保护职责导致发展机会较少,同时所得补偿不足以弥补保护环境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成本,最终形成的一种相对贫困状态,其发生地域多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治理生态保护型相对贫困是顺应国家绿色减贫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具体表现为:目标上实现脱贫向富的渐进性,内核上追求公平正义的一致性,路径上推动富裕与生态保护同步的贯通性。因此,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镜鉴典型案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深度转化、持续转化,同时建设“精准、造血、输血”三位一体的生态保护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实现对此类贫困的深入治理。

重大危机事件对农村居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

乡村振兴阶段,中国农村主要问题快速转为不合理消费,消费分级强化了重大危机事件影响程度,重大危机事件引致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水平高于消费支出水平,支出型贫困加剧。本文通过阐述重大危机事件与支出型贫困的发展现状,分析需求因素与支出因素共同作用下重大危机事件对农村居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提出农村居民支出型贫困的治理对策,以保障中国消费经济可持续发展并避免农村居民陷入相对贫困困境。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四川省米易县、河北省邢台县、江苏省滨海县作为调查地区,按收入水平进行分层后,在四川省米易县选择6个乡镇、在河北省邢台县选择6个乡镇、在江苏省滨海县选择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6个行政村,由村委干部协助获得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7—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开展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患病后的门诊就医行为、家庭情况等。3个县共获得有效问卷453份,其中米易县209份、邢台县166份、滨海县78份。结果 453人中,患病后治疗方式为自我治疗、先自我治疗再就医、直接就医、不治疗的人数分别为15人（占3.3%）、230人（占50.8%）、136人（占30.0%）、72人（占15.9%）;首诊机构为私人诊所、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人数分别为47人（占10.7%）、107人（占24.4%）、163人（占37.2%）、121人（占27.7%）。米易县、邢台县、滨海县人群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学历、健康自评情况、人均住房面积、人均耕地、人均资产、家庭年人均支出、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门诊例均费用、门诊费用主要支付方式、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距离、从家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间的患者患病后的治疗方式、首诊机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门诊就医行为呈现就医趋高性的特点,影响其患病后门诊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患者的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医疗经济负担及机构可及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问题研究

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以收入型贫困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着制度上的困境和救助逻辑上的矛盾,导致救助水平过低、救助成效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支出型贫困及其救助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的,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救助政策简单叠加、救助理念有待发展等不足。笔者基于梅志里、阿马蒂亚·森等人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讨论,并结合奈特等人对贫困类型的研究,尝试着完善支出型贫困的概念,并就支出型贫困救助对象所涉及的支出类别进行了分类,对支出型贫困与收入型贫困救助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对广州市支出型贫困救助办法进行了介绍。

基于贫困衡量视角转变的支出型贫困救助问题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保障了我国低收入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但这一制度仅仅考虑了家庭的收入状况,忽略了家庭支出情况,使得部分支出型贫困家庭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他们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以支出作为贫困衡量视角,应重新认定救助对象、划分救助等级、确定救助标准,同时,应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采用分层分级的救助方式,加强制度间的衔接,并建立完善救助对象信息平台,从而促进建立健全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

上海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分析

上海率先提出"支出型贫困"概念,贫困度量以支出为标准,救助目标以风险预防为主,救助对象以家庭为单位,贫困理论由此得到丰富和发展。上海积极探索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如静安区"五四三二一"帮扶救助体系、长宁区"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五可"帮困救助模式。上海救助和帮扶"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基本经验为:构建信息平台,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调动多方力量,探索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提供"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四医联动",确保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

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口住院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救助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米易县、江苏滨海县、河北邢台县对453户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住院患者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调查人群就医趋高性明显,对住院机构的选择受疾病严重程度、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优势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周边人群就医偏好、家庭经济水平、医疗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就医可及性提升将使人群潜在趋高就医需求得以释放,应在提升县域内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基础上,建设人群有序就医及分级支付等配套制度,同时逐步扩大社会救助范畴,提升对农村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保障水平和保障效果。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扩散研究

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的实施契合精准扶贫理论,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政策模式"碎片化"现象。运用政策扩散理论对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在扩散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变异情况进行分析。全国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可分为临时救助模式和试点救助模式;进一步运用博弈论对两种模式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成本、财政预算约束、政绩导向等因素影响,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博弈,并导致了政策在扩散过程中的变异。由此提出应出台统一的政策、实行有效的政策考核机制及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助等措施,以促进我国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