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程度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

贫困的测度有两个方面。首先,必须设定贫困线,反映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其次,贫困线设定后,收入落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所遭受的贫困程度度量。根据有关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一个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山西省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非学历教育能够缓解农村家庭贫困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打赢脱贫攻坚战、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别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层面分析非学历教育对农村家庭减贫的效果,并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控制非学历教育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研究表明:非学历教育对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即使在控制内生性之后,非学历教育的减贫效果仍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学历教育对文盲/半文盲群体的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显著降低了文盲/半文盲和低学历群体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另外,还发现非学历教育的减贫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即对男性群体的影响明显大于女性群体。因此,提高非学历教育水平能有效减轻家庭贫困程度,如何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非学历教育水平并有效发挥这一人力资本的减贫作用,是政策当局需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反贫困举措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继续存在且高度集中的区域。由于历史、自然条件恶劣等多方面原因，生活在祖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落后，贫困落后的程度比汉族地区要严重得多。从区域上判断，西部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贫困人口生活极端困难。

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通过分析各贫困测度指标的利弊,选定改进后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中国代表省份的贫困现状进行测算并比较分析其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发生率均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但相对而言,内陆地区各省农村贫困发生率水平相距较小,波动幅度较大,返贫现象出现较为频繁,沿海地区变化趋势比较衡定;各省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在逐年加深,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老年人的减贫效果分析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养老资源更为稀缺,养老问题更为严峻。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最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是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2009年,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旨在采取大数法则,积蓄个人年轻时的资金为老年生活作保障。通过测度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可以分析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减贫作用及其程度。实证研究在控制造成选择性偏误的风险性因素后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均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的贫困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其在降低农村老人贫困方面效果比较稳定。基于此,政策设计者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养老金的支付标准,同时,通过政策的调整吸引与鼓励农民早参保、多缴费,获得新农保制度带来的福利效应。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 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3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情况,与2010年的贫困率相比,2018年中国农村地区贫困率下降了54%。将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农村家庭的减贫影响。结果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可以拓宽农产品销路,进而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情况,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况的回归分析中依然保持稳健。此外,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效果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能够显著降低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贫困情况,且地理标志农产品对西部地区的减贫作用要大于中部地区,但是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了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农村减贫的相关对策建议。

多维贫困的精准识别——基于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本文使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贫困村庄建档立卡户与非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研究发现,对贫困地区总体而言,卫生设施、生活用主要燃料和生产性资产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指标。分指标和农户类型的测度表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强度与建档立卡户接近,两种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与非贫困户相比,建档立卡户在家庭人均纯收入、健康状况、住房以及耐用品拥有量等指标上的贫困程度更深。分区域测度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多维贫困指数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也存在深度多维贫困群体。进而,本文比较了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匹配差异,98%的收入贫困户同时陷入了多维贫困,而多维贫困户中非收入贫困户的比重为53%。这说明,从多维测量的视角来看,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是非收入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更大。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民族视角下的农村居民贫困问题比较研究——以广西、贵州、湖南为例

本文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1年)"数据,探讨了广西、贵州和湖南农村贫困的民族间差异和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调查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总体上都高于汉族农户。被调查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贫困发生率产生作用,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整体推进广西、贵州、湖南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进程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土家族、壮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反贫困。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

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入世以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整体和不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深度、强度三重维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却使农村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上升。分地区而言,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内陆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无显著变化;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贫困深度、强度均显著上升,且这一效应在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来自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精准脱贫是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科学评估扶贫政策工具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农业保险作为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之一,其扶贫的政策效果亟待实证检验。本文利用中国在不同地区陆续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出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程度的政策效果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缩小了贫困缺口和贫困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0.016、0.008和0.005。在机制方面,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发挥了扶贫减贫效应,试点后农户的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至少平均提高了4.5%。这意味着应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和提标,加大保费补贴力度、优化补贴结构,充分挖掘专业技术和监督优势降低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健全和完善扶贫减贫长效机制,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