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反贫困效应及完善策略——基于江西省的实证研究

贫困是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反贫困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能有效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当前,我国新农合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限制了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大病医疗支出负担较重,部分居民面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新农合,以推进反贫困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要实施"医保靶向瞄准扶贫",重点瞄准农村老年人群和重特大疾病人群。二是要完善报销比例,确保医疗保险资金向重大疾病倾斜,逐渐扩大药品报销范围。三是完善补偿方式和结算机制。

山区城镇化的反贫困效应

本文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浙江山区反贫困实践作出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浙江山区反贫困的特色在于山区城镇化与区域反贫困的有机结合。本文总结回顾了浙江山区城镇化的过程、特点及其区域反贫困的效应 。

腐败控制、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与反贫困效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1996-2014)

惩治腐败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1996年到2014年13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探索了腐败控制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新机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我们发现:第一,腐败控制显著促进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第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第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控制是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进而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文章的发现是对发展中国家腐败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但有助于理解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设计反贫困的公共政策。

英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效应研究

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功能定位于解决贫困的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在英国,社会救助津贴支付水平很高,社会救助津贴领取率估计值从50%到97%不等,"从福利到工作"的积极就业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

瑞典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效应研究

本文从瑞典社会救助津贴的支付水平、津贴给付对领取者就业行为的经济激励效应和ALMPs对劳动力供需的影响来评价瑞典社会救助制度的反贫困效应:津贴支出水平高,但ALMPs对劳动力供需无明确正效应,因此瑞典社会救助制度的反贫困效应不佳。

民族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对区域反贫困效应的助推——基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

本文选取西部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5~2014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优化对于区域反贫困的助推作用。研究发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则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作用就会越大。未来应进一步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入手,实现对本区域企业自身素质的整体提升,显著发挥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反贫困效应。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农民组织化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对全国10个省份的农民进行的调查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组织化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组织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农民组织化有显著的反贫困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来自农民的组织参与广度,而不是组织参与深度;农民组织参与广度对农民贫困的影响,主要来自经济组织参与广度,而不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广度。不同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所在地区以及村民互动情况的农民贫困概率,均有显著差异。因此,有效治理农民贫困问题,应大力推进农民的组织化,而着力点应该放在各种专业经济组织;农村扶贫的重点人群是女性、30-59岁、健康状况较差、西部地区和互动情况较差地区的农民。

广西土地集约利用与反贫困效应协调发展研究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决定区域土地经济产出,影响区域反贫困服务成效。以广西108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与数理统计方法,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测算广西区县层面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其反贫困效应,并利用发展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土地集约利用与反贫困效应两者间的发展协调关系,分析其发展关系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各区县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格局;反贫困效应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各区县发展渐显均衡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呈东高西低格局;土地集约利用与反贫困效应发展协调度综合水平呈上升的趋势,具有空间依赖性,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广西西北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北发达城市。

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效应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

基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内涵,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倡导,通过增加农村保险和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这两个关键指标,重构能够反映普惠金融丰富性和多元性特点以及互联网金融使用便捷性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对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半对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山西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便捷性提升较快,但金融服务使用效果和程度欠佳;(2)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削弱绝对贫困,但是无法削弱相对贫困,反而会增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增强农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仅消除绝对贫困,还要进一步削弱相对贫困。

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来自中西部五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年中西部五省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对中国农村低保的反贫困效应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低保显著降低了实保样本的贫困水平,但其对总样本和应保样本的减贫效果则不太理想。覆盖率低、瞄准偏误高,以及救助水平不足严重限制了农村低保的减贫效果。而导致这些限制因素的原因则包括地方财力不足、低保管理模式不当、农村配套社保政策不完善,以及家计调查中存在的测量误差等。政策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低保反贫困效应仍然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建立精准识别机制将是改善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重要途径。

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并没有消除全球贫困问题。已有研究不仅对库兹涅茨假说的公平和发展问题充满争论,而且对与之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增长与贫困问题存在分歧。经济增长论认为增长的涓滴效应会使贫困者受益,从而能有效地减少贫困;其反对者则认为,某些因素可能堵塞增长的涓滴效应渠道,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穷人的贫困状况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尽管对库兹涅茨假说是否适合中国存在争议,但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显著地弱化了增长的减贫效应。有关增长与贫困的关系问题,没有统一的结论,必须根据具体情形开展个案研究。

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CHES)2011年农村数据,探讨了中国部分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缩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反贫困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以农村最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基本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瞄准了需要救助的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反贫困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些地区农村的收入差距;同时,也还存在诸如保障水平偏低以及所谓"人情保"、"腐败保"等问题。适当提高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低保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低保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督力度,将低保救助与就业援助相结合等,应当成为完善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提高低保制度运行效率、更好地发挥其反贫困效应的重要政策选项。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文化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反贫困：表现形式、机制分析及价值实现

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效应是否受到其文化社会资本的影响?如果有,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社会资本"为逻辑起点,以梳理及评述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文化社会资本"概念。通过探讨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影响贫困的机理与反贫困路径,发现民族文化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是社会凝聚机制。同时将文化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进而探讨了其表现形式与反贫困效应。本文试图为学者对文化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改良文化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维贫困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长效机制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建构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保障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从经济和道义两个层面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社会救助制度降低了绝对贫困发展的概率和程度。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救助体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减贫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助推力量。但是基层救助人员短缺,救助资金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救助减贫效能的发挥,同时还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调整制度逻辑,提高救助水平,缩小地区间差异,提升基层救助效能应是发挥社会救助减贫作用的政策探索方向。

中国农村动态多维贫困分析——基于CHNS抽样数据的研究

研究选取CHNS数据库中9个省份农村家庭2000—2015年的数据及2020年山东省农村调研数据,动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研究表明:(1)进入新世纪后,农村整体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逐步减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密切相关;(2)教育、健康状况和医疗状况指标的改善,对于农村多维贫困指数下降的贡献最大。生活水平贫困指标整体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对农村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存在反复,其中农户清洁饮用和照明方面的贡献最小;(3)暂时性贫困家庭与长期多维贫困家庭同时存在,长期多维贫困家庭的比例逐渐低于暂时性多维贫困的比例;(4)个别省份多维贫困指数呈现波动和反弹,脱贫和返贫现象并存,脱贫效应的作用大于返贫效应和长期贫困效应,其中脱贫效应和长期贫困效应的交互作用是引起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的作用是次要因素。

中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农村人口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健康振兴及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文章试图探究医疗保障对反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文章以CFPS数据为例,利用FGT指数从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地区分布四个方面探究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益。另外,还利用两部模型探究各因素对就医选择和医疗支出的影响,间接分析各因素对医疗贫困的减贫效率。研究表明,针对年龄越大、学历越低、收入越低以及西部贫困地区来说,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大,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障的反贫困效率仍然不高,长此以往会限制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建议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要更多地关注贫困老年人,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医疗保障反贫困效率的提高。

中国金融包容指数的测度及其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基于省级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包容概念为立脚点,使用组合赋权法构建了中国省级金融包容指数,综合测度中国省级金融包容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包容水平处于25%-35%的范围内,并呈现从西到东逐渐升高的基本态势。在测算省级金融包容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金融包容与贫困减缓之间是否存在积极的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包容通过经济增长作用于贫困减缓,金融包容与贫困减缓之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贫困的减缓与消除。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发展的地域均衡化;发挥金融包容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影响,让低收入群体能受惠于金融服务;努力提升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水平等。

撤点并校对不同收入家庭学生政策效应的比较评估

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利用西北农村地区撤点并校调研数据,采用交互、回归等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撤点并校对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富裕家庭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负向影响更高,正向影响相对更低,具体表现为贫穷家庭的学生相对有更大的学习压力、成绩提高更不明显、同学关系趋向紧张,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应从价值原则、政策目标、适用性、决策机制、政策补偿五个方面确立更为全面的政策考量体系,才能有助于重新认识、理解和调整现有的撤点并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