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行动过程与内在逻辑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国家中的社会”架构为理论指引,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公共性、参与性、共享性三大特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贫困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构建人本秩序、强化政治与经济治理、塑造治理网络、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着力恢复和提升贫困村庄公共性、参与性与共享性,其背后蕴含着服务、整合与民生“三位一体”的国家治理逻辑。贫困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有助于深化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机制的学术讨论,对于后扶贫时代的乡村振兴及乡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参与式发展与贫困村庄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基于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以"自上而下"的项目制和"一事一议"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下,贫困村庄往往面临着公共品供需结构失衡和供给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表明,外部组织向贫困村庄输入资源进行援助和干预时,可以通过参与式发展模式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在该模式下,通过赋权,让农民参与到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可以促使公共品供需结构平衡;通过赋能,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并建立村庄管理制度,可以使村庄具备自主供给、管理和维护村庄公共品的能力;由此既能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改善贫困村庄的状况并促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资源型贫困村庄柔性治理的发生逻辑及实现路径

资源型贫困村庄治理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模式选择影响到精准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以资源型P村的贫困治理为研究个案,通过“解刨麻雀”的方式系统阐述乡村刚性治理模式和资源“挤压效应”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乡村柔性治理的学术出场提供学理辩护。精英俘获与资本掠夺、供需脱节与项目孤岛、内源式微与扶贫致贫、法治弱化与职业倦怠等“治理型贫困”问题的发生构成乡村刚性治理失灵的现实形态,乡村柔性治理因其内在价值的前瞻性成为化解资源型贫困村庄刚性治理失灵的策略选择。以政治系统论为理论分析工具,尝试建构乡村柔性治理的政治系统结构模型并以“内生性培育”为切入点探讨资源型贫困村庄治理模式转换的实现路径,以期为乡村发展中“资源诅咒”和“治理失灵”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浅析农村致富能人在贫困村庄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基于贵州Q县的田野调查

在新时期贫困村庄贫困治理中,贫困村庄内生动力的激发,村集体经济的稳定增长,贫困人口的劳动力价值提升都离不开村庄农村致富能人的带动。面对贫困人口多元的利益诉求,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治理贫困中来,国家不再是唯一治理贫困的主体,贫困也就成为国家、社会、个人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治理的对象。在多元行为主体参与的贫困治理中,农村致富能人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过自身努力,结合资源与政策的优势,个体的经济实力得到加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致富能人作为贫困治理的参与者,在村庄贫困治理中发挥积极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掘贫困村致富能人的潜能与优势,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刍议影响吕梁市贫困村庄发展的资源流失问题

吕梁市作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摆脱贫困,消除长期以来的困扰,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十一五”规划中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出台了优惠政策,如何抓住机遇,利用这一机遇,加速老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就贫困村庄解困中存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流失问题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应对举措:一为创新观念,科学发展;二为注重实践,力求实效;三为用好土地,提升功能;四为招贤引资,大有作为。

精准扶贫背景下河北太行山区村庄建设实践探索

精准扶贫理念将村庄扶贫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对河北太行山区阜平县不老树村进行扶贫类村庄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以精准扶贫政策为指归,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影响该村持续发展的三大主要问题,提出推进产业、精准帮扶,完善防灾减灾、保障基本安全,以及延续传统村落风貌、传承地域文化精髓的三个应对方案。

因势利导:贫困村的日常生活逻辑与现代性发展项目嵌入--以瑶村客房项目为个案的研究

通过对一个深度贫困村庄近五年的扶贫实践的考察,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传统也具备对接现代性伦理的功能,处于生存性状态下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规则可以成为扶贫实践中新的资源,正确利用这一资源能够实现发展项目的借势嵌入,最终达到乡村社会减贫和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