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测量中恩格尔系数的失效及分析

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是学术界重要议题之一。本文利用对哈尔滨市和沈阳市贫困人口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城市贫困测量中失效的问题及原因。笔者尝试对恩格尔系数的分子、分母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适当的修正,研究检验表明,从宏观测量和微观测量两个方面,修正恩格尔系数都能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真实生活水平。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及2020年后展望

采用AF方法,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发现在40%的临界值水平下,2010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为31.29%,2012年为20.83%。健康维度对农户发生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生活条件和教育。农户在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的被剥夺情况对多维贫困贡献相对较小,但随着临界值的提高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的贡献提高,说明越多维贫困的人群,其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状况越差,增加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是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也是减贫工作的重点。政府补贴型农户是帮扶的重点对象,但不同类型农户需要帮扶的重点不同,经商型农户和工资型农户更需要改善健康状况。2020年后的贫困测量可以采用多维贫困测量的方法,关注人的可行能力发展。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实证

文章采用Alkire-Foster模型,选用3个层次10个具体指标,对湖南省精准扶贫进行多维贫困测量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维度下,对农户贫困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家庭负担、成年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方面;剥夺临界值k越大,贫困发生率和MPI值越小,剥夺强度越大;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湖南省脱贫效果明显,但在解决贫困深度方面做得还不够,容易出现再次返贫。

确立贫困测量与扶贫战略的网络思维观

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贫困的测量发展出了新的指标和方法,更强调动态性和主体性。但是这些方法仍然以收入—分配为基调,忽略了其他贫困因素的意义和作用。贫困者的社会网络,或者说贫困者所获得的来自社会的支持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贫困的缓解。拓展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将是提高穷人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多维贫困测量——基于三峡库区调研数据分析

移民贫困化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主要遗留问题之一。将心理维度纳入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构建多维贫困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AF 方法对2017年三峡库区移民多维贫困状态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库区23.38%的移民存在4个维度10项指标中任意4个指标的贫困,没有移民遭受9个及9个以上指标的贫困剥夺;二是对库区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为交通工具、身体健康状况、家庭人均收入、耐用消费品及受教育程度,心理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低;三是城市多维贫困呈现两极分化的复杂态势,城市移民由于生产性资本被剥夺且就业技能较低,多维贫困状态比农村移民更为严峻。

残疾人贫困测量研究现状综述

残疾人贫困测量是研究残疾人贫困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残疾人贫困测量方面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发现相比国外,我国对残疾人贫困状况进行测量的文章比较稀少,研究方法大多为直接测量的收入指标或恩格尔系数法,在精准脱贫的时代要求下,残疾人贫困测量的研究方法亦需要与时俱进。

多维贫困测量——基于CFPS2010和2014的数据

基于CFPS2010和2014年的数据,利用A-F测算方法,对中国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第一,2014年多贫困指数较2010年下降近一倍,这主要归功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第二,从全国来看,健康是被剥夺的最严重的维度。第三,分城乡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比城镇严重。对城乡多维贫困贡献最大的指标分别是自评健康状况和做饭燃料。第四,分地区进行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受贫困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多维贫困水平,甚至在2014年西部地区对全国多维贫困的贡献达到了一半。为此,需要实施多维贫困措施,重点关注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确保实现2020年的脱贫攻坚任务。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贫困的识别与测量:从单维到多维的变化

沿着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测量这条线索,系统地比较和回顾国内外贫困的测量指标和指标体系,分析目前单维度和多维度测量的优长与局限,并对未来贫困测量提出思考。研究发现:(1)物质资源匮乏识别、可行能力剥夺识别、社会排斥识别和传统的收入识别,是国际主流的贫困识别方法。(2)随着对贫困内涵认知的深化,贫困的测量方法及测量指标经历了由单一向多维的转变。(3)未来贫困的度量需以明晰贫困的本源性要素和影响因素为前提,在国际通用标准基础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的、并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

贫困内涵及其测量方法新探索

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贫困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收入范围,即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而且包括能力缺乏、社会排斥、健康状况差、缺乏医疗保健、缺少机会和权利等等。然而,与贫困的全方位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贫困测量还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的,因此,探索一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在内的贫困测量方法成为一种挑战。

贫困测量应当采用多维测度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理解为一种一维概念，即根据一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贫困线）作为判断其是否贫困的标准，也即经济上的贫困。这种测量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尽管许多国家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范围较大、程度较深的贫困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尝试对贫困的程度进行计算，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查尔斯·布斯（CharlesBooth）才试图划分界线以区分家庭收入是否足够，

贫困应用研究进展的述评与展望——基于贫困测量方法的视角

贫困的精准测量和贫困对象的精准瞄准是一切反贫困政策实施和政策效应评估工作的基础。在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文章评述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及其变动,并对文献中广为采用的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及其经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包括静态即时的收入/支出贫困标准、动态收入/支出贫困状态转变、资产贫困标准、动态资产贫困临界值和多维贫困测量标准。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存在研究对象不精准、研究数据较陈旧、贫困标准低的问题,难以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和动态变化过程。在后续研究中,相对贫困标准的确立、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识别及影响因素研究,生计策略对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作用机制的探析,对明确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校体育贫困识别与测量方法的选择

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厘清贫困、教育贫困和学校体育贫困内涵的基础上,从“贫”“困”两个层面,分析学校体育贫困识别依据与方法.依据《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等标准确定了学校体育场地等8个指标,从科学原理、技术要求、功能三个维度对贫困测量方法的选择依据进行辨析.从贫困测量方法优劣势对学校体育贫困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罗霄山湖南片区20所学校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AF多维贫困测量法在学习体育贫困测量中具有较强的实用与实效性,测量结果能够客观、真实、精准反映出学校体育贫困的具体内容,为实现学校体育妁扶贫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

随着农村低保的全面实施,中国的农村扶贫从开发式扶贫为主转变为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并重,扶贫资源也大幅度增加。然而,这一政策转变似乎没有带来明显的减贫效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数据基础和估计方法不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和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估计的是经济上的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民政部门确定的农村低保人口主要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残疾人、慢性病人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些人口中的相当部分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贫困线。中国需要建立统一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改善农村扶贫对象的选择和瞄准机制,以提高扶贫效果。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概念、贫困的测量、贫困发生和再生的原因以及反贫困的对策研究,文章以社会学的视角从贫困的类型学、发生学以及行动实践等几个方面对贫困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述评。

贫困的多维性质与社会安全网视角下的反贫困创新

贫困是一个永恒的、又不断更新的话题。本文描绘了贫困概念的演变、不同贫困识别和测量及其对应的各种贫困群体,梳理了基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构建以及微观层面的各种反贫困方式与模式。反思我国反贫困的历程与成就,本文认为以生产发展为主的开发式扶贫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反贫困中的"难题",反贫困的方法需要社会保护视角的创新。构建社会安全网是应对贫困的重要措施,关键在于发挥好社会保障的扶贫兜底作用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创新积极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围绕贫困人口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革命老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基于9省19县的微观数据

利用大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对革命老区9省19县的贫困广度、深度、强度进行测算和比较表明:革命老区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省际差异较为明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差距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革命老区的贫困程度存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教育对于减贫的边际效用递增。应从加大对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着力解决革命老区的农村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