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贫困陷阱”的中国道路与历史经验——兼谈破除“陷阱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话语建构

“贫困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包括人均资源少、支柱产业缺失、资本积累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等在内的跨越“贫困陷阱”的难题。当前,在西方对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持怀疑态度的境况下,中国却在发展中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彻底解决了深度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除了“陷阱论”迷雾,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话语体系。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源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中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成功经验,既能为巩固脱贫成果、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又可为世界减贫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组织动员、治理体系与社会导引:中国贫困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效应

梳理中国减贫治理发展过程,发现不同的阶段反贫困公共治理均通过相应的政治话语的组织嵌入来进行体制动员和外溢性社会导引,进而形成复合性的贫困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公共治理体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00年前的特征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话语引领下的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2001—2013年间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话语动员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维并行的贫困公共治理体系;2014—2020年间在“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话语动员下形成统揽性的扶贫公共治理范式。反贫困话语体系在政府体制和社会的嵌入形成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动员效应是中国贫困公共治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话语体系从不同方面影响公共治理体系,话语体系治理也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讲,反贫困话语体系从四个方面影响贫困公共治理模式:促进国家政治意识和行动的统一,表达治理目标和传递治理信息,润滑治理结构和弱化科层局限,发挥凝聚社会共识和调度社会资源等作用。话语体系的影响本质上也促进了贫困公共治理的模式创新。中国未来相对贫困治理不仅面临着建立治理模式的议题,也存在着话语贫困的困境。可以围绕“人民至上”“共享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和社会话语体系引导未来相对贫困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

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话语切换、顶层谋划与学界探讨

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事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贫困话语亟需因势而变,战略走向也备受国内顶层设计者、学界研究者两类主体的高度关注。研究发现:2020年后,由于我国整体贫困语境会有所变化,需要适时将“扶贫”切换成“反贫困”新话语。从两类主体的现实“声音”来看,顶层设计者高度重视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思路系统研究谋划,聚焦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战略统筹衔接,关注返贫和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城乡贫困;在机制设计上,正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谋划调整贫困标准,规划具体实施路径。学界研究者“声音”主要关注的焦点是2020年后反贫困形势变化与战略调整;争论的核心是未来贫困空间形态是否发生变化、贫困线划定与否和具体方法及反贫困政策是否需要过渡期。由此可见,顶层谋划是政策方向、学界探讨是理论基础,两种“声音”相互呼应、支撑与依赖,但也各有侧重、存在差异与矛盾之处。值得关注的是,基层干群们作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他们对政策的期盼是现实需求,然而,在现实中却“集体失语”。未来,在谋划与制定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时要重点关注不同主体的“声音”。

比较视野下的贫困概念:词源、指标与话语

如何理解贫困是建构中国反贫困知识体系的基础性问题。从词源上看,中西方在贫困概念的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中文重实践,英文重价值。从指标上看,中国的贫困标准虽然基于本国国情而制定,但在国际上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话语上看,对贫困概念的“规范性”话语叙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于贫困问题的立场、方法和态度,“反贫困”比“扶贫”概念更具包容性、彻底性和长期性。

作为景观的伦敦东区——19世纪末英国的贫民窟旅游

19世纪末英国社会出现的贫民窟旅游与一种社会性的贫困话语紧密相关,吊诡的贫民窟旅游将城市贫困具体化、视觉化,成为当时贫困话语所建构的贫民窟想象与旅游期待的典型形式。本文以景观化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旅游为案例,凸显其去政治化的文化逻辑,分析贫穷、罪恶、暴力是如何作为一种贫民窟的自然属性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在这里,东区的贫困与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沉重代价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相应地,想象贫民窟的方式蕴含了世纪末英国对于文明的衰落与公共控制权的丧失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自身身份确认的困难。

多元性、主体性与新农村建设——读《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

文章从多元性及差异性角度入手,就《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一书鲜明的实证性,讨论农村“信息孤岛”现象及农民信息接受环境的贫困化。由此,作者认为,所谓“农民视角”即多元性视角,而只有承认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性的绝对重要,才可能直面以差异性为主要特性的多元性,研究差异,研究多元,使“三农”研究乃至新农村建设真正回归农民主体,并由此做到务实求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扶贫论述 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史研究——基于研究文献综述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为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也为解决全球人类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积极推进地方实践,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在驱动力和必然要求。从改革开放史、党史、国史的丰富视野,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史研究,是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时代担当和历史使命,有助于更好地总结和提升我国扶贫工作经验,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反贫困话语体系,讲述生动的"中国扶贫故事"。

论话语权的演化规律

话语权的演化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力与经济硬实力正相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表现,不过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经济硬实力的起伏变化也将或快或慢地导致国际话语权力的同向变化。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成正比,话语权本质上属于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化,文化软实力的变迁往往以话语权的扩张收窄表现出来。国际话语格局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话语场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是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国际格局,国际话语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格局的变迁相吻合。学术话语的强势遗传与扩张迁徙相交织,"安分守己"不是国际话语角力的通行规则,要么攻城掠地,要么偏安一隅,这是理解话语权演化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