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巧思破案·公案文学:闽剧《贬官记》的文本符号分析

戏曲经过数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喜爱,新编闽剧《贬官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故事讲述新官上任的贬官县令边一笑开场遇到奸情人命案,最终探查到案件真相的故事。文章借助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学矩阵分析闽剧《贬官记》的人物叙事,得出人物设置上的对立关系和人物关系之下的思想对立。然后,从人物存在的故事结构中分析文本情节构成的叙事结构,深入解读文化语境下作者和民众为何钟爱公案文学中的清官文化。此类公案戏背后呈现的清官文化以及社会映射的现实价值,值得我国戏曲人借鉴。

表演转译与空间叙事:闽剧《贬官记》的多维舞台叙事研究

戏曲经过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上演的《贬官记》,通过对古代官员边一笑的贬官和查案事件的舞台叙事,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古代现实题材的公案戏。闽剧《贬官记》从20世纪80年代上演到今天,通过曲折的故事和精彩的戏曲表演凝练出清官的为官之道,引导观众认识其中严肃的思想内核。演员在戏曲舞台上充当叙述者、剧中人、点评者推进叙事,多维度叙事空间的布景、服饰、灯光等元素承担符号化、性格化、氛围化的叙事表现,导演用“无形的手”调动着叙事空间、时间和整体节奏。文章从闽剧《贬官记》的舞台叙事出发,试图分析演员充当叙述人和剧中人叙述故事的方式,进而分析舞台上空间构建的符号意义和整体舞台调度的叙事意义,以揭示新编戏曲舞台叙事产生的文化逻辑。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编历史剧《贬官记》与《兰花赋》的音乐创作对比分析

通过对新编历史剧《贬官记》和《兰花赋》中音乐创作对比分析,探讨传统与现代元素在音乐创作中的碰撞。研究发现,这两部作品在音乐创作上都采用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手法,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和观众体验。其中,《贬官记》的音乐设计突出了喜剧元素,同时融入福州的独特风味;而《兰花赋》则通过优美清新又磅礴悲壮的主题曲将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历史剧创作只有平衡使用各种创新性艺术元素,才能更令人难忘而有影响力。

突破与重塑:脚色塑造与“人”的归位--评梅林戏《贬官记》

梅林戏《贬官记》将现代意识融入了人物塑造,体现了传统艺术当代化的“人本位”原则。戏曲艺术的“当下感”来源于对具体的“人”的关怀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在于对“脸谱化”人物创作模式的突破,从“道德文章”的书写到“人”的重塑,这也正是《贬官记》脚色塑造的过人之处。

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

通过贬官士人之作品和言语窥视贬官士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生存样态及其精神表现,揭示其贬官后的特殊心态;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奔突、异化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揭示其心态变革中的痛苦历程及其文学表现;探讨贬官士人多样性文学表现中的共性因素,揭示贬官文学的某些历史特性并追溯其成因。

海南首位贬官考议

海南岛从早期的荒服之表、象郡外徼发展成明清时的"海滨邹鲁",其原因与海南的贬官文化息息相关。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岛影响甚小。唐以降,明文史载的贬官不下一百三十人,主要集中在唐宋。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粲然的过渡阶段,贬官则是期间的关键播种者和主要培育人。有史载后汉初苏定贬谪儋耳郡,但材料多处失实,且与其他史实相抵牾,故不可信。第一个贬官是入唐后封为怀国公的隋代王室滕穆王杨纶。杨纶贬谪珠崖之因果事迹正好昭示了此后近千年流贬的主要特征:帝王忌刻寡恩,贬官位高身显。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相对开明的时代 ,但是也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的阴影。在唐代开明专制之下 ,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 ,即在参与朝政中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及心路历程揭示了这种开明专制的本质。他们的诗文创作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贬官制度研究

贬官是唐代最常用的行政处分手段,唐代贬官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贬官表现形式多样,唐代贬官的基本表现形式是降职,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实职改任闲职和由京官贬为外官或由内地贬至边远地区任职;二是贬官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从官吏轻微的违纪、失礼到严重的职务犯罪都可以适用贬官;第三,贬官在唐代属于较轻的行政处分手段,但是贬官中的左降官的后果却比笞、杖和徒刑还要严重,在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唐代贬官的广泛运用不仅混淆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的界限,而且侵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司法权,贬官的广泛运用对唐代法制起了破坏作用。

徐铉三次贬官考

徐铉恬淡寡欲,性格宽厚,却历尽宦海沉浮,一生中有三次贬官经历。南唐中主时两次被贬,保大七年贬泰州,保大十一年流舒州。在垂暮之年被宋太宗贬往邠州,一年之后病逝于贬所。

庐陵事业起夷陵——欧阳修贬官夷陵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文学创作

欧阳修贬官夷陵期间,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仁政爱民的思想,提出了师经重道的主张,并首倡舍传从经的研究新风气。他所创作的诗赋,可分为咏物、赠友、纪游三类,形式上已初步形成了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特色。

唐代桂管地区贬官人数考析

以岭西地区贬官最集中的桂管经略使辖区为切入点 ,考订唐代贬往该地的贬官人数 ,补录了清要京官“出为”桂管州刺史、量移官及方志、笔记等记载的贬官 ,并按州对贬官的数量、补录的依据。

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韩天复三年从朝中被贬 ,后流寓入闽而终。其贬官前后的生活与情感心态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这就使他贬官前、后的诗歌创作 ,受其不同情感心态的影响而在内容、情感、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上出现新的变化 ,呈现不同的特色。本文即对此展开论述 ,以期从心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角度 ,探讨韩在这两个阶段的思想情感和诗歌创作的状况。

从滁州诗歌创作看欧阳修中年时期的贬官意识

通过对欧阳修在滁州诗歌创作的分析,探讨其中年时期的贬官意识;将这种复杂的贬官意识分成客愁心态、醉翁意识、别滁心态三个方面,并对滁州诗歌在欧诗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苏轼的影响作进一步的研究。

“贬官禅悦”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

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1](P216)。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柳宗元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其谪贬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地,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禅旨、禅境、禅思极大地影响了柳氏的诗歌创作;就其诗歌创作来说,柳氏虽在贬而求禅悦,其深入的进阶多是仰赖"人力"、"人工",与前辈诗人王维之于自然的深度感动,"身心的自然化"和"我梵一如"的诗风表现相比较,柳诗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人造自然"的风格。

贬官士人的一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本文通过考察贬官士人之作品和言语,窥视士人贬官后的一般心态,重在揭示其心态变革中的痛苦历程及其文学表现;通过描述古代贬官士人随命运变化而或喜或忧的心路历程,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奔突、异化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进而揭示贬官文学的某些历史特性。

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

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杜甫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他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是由吏部注授的。至德二载四月,杜甫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城逃至肃宗的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他第二次授官,是由中书门下敕授的。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的。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便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了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他却未赴任。这是他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是他第四次授官。从此,他就以工部员外郎为其前资官漂泊而终。

试析唐代邕管、容管之贬官、流人

岭西的邕管、容管是唐朝流人的集中地,也有不少官员被贬谪于此,文章据史料考录两地的贬官和流人,以表统之,并对两地贬官、流人情况试作分析,以廓清其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