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巧思破案·公案文学:闽剧《贬官记》的文本符号分析

戏曲经过数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喜爱,新编闽剧《贬官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故事讲述新官上任的贬官县令边一笑开场遇到奸情人命案,最终探查到案件真相的故事。文章借助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学矩阵分析闽剧《贬官记》的人物叙事,得出人物设置上的对立关系和人物关系之下的思想对立。然后,从人物存在的故事结构中分析文本情节构成的叙事结构,深入解读文化语境下作者和民众为何钟爱公案文学中的清官文化。此类公案戏背后呈现的清官文化以及社会映射的现实价值,值得我国戏曲人借鉴。

表演转译与空间叙事:闽剧《贬官记》的多维舞台叙事研究

戏曲经过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上演的《贬官记》,通过对古代官员边一笑的贬官和查案事件的舞台叙事,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古代现实题材的公案戏。闽剧《贬官记》从20世纪80年代上演到今天,通过曲折的故事和精彩的戏曲表演凝练出清官的为官之道,引导观众认识其中严肃的思想内核。演员在戏曲舞台上充当叙述者、剧中人、点评者推进叙事,多维度叙事空间的布景、服饰、灯光等元素承担符号化、性格化、氛围化的叙事表现,导演用“无形的手”调动着叙事空间、时间和整体节奏。文章从闽剧《贬官记》的舞台叙事出发,试图分析演员充当叙述人和剧中人叙述故事的方式,进而分析舞台上空间构建的符号意义和整体舞台调度的叙事意义,以揭示新编戏曲舞台叙事产生的文化逻辑。

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

在“以俗为雅”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对杜甫诗中善用俚语、即俗为雅者推尊颇多。然而,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尝有杜诗“不免村夫子”“有俗气”“真村陋”“颇近质野”之论,洪迈、严有翼等亦尝围绕着“友于”一词的使用,斥杜“未能免俗”“徇俗太过”。诸家贬杜由单纯指摘杜诗之俚俗,到客观评价其“俗不害雅”,再到针对具体俗词,与尊杜者观点相击撞,充分挖掘杜诗中的“俗中之雅”,这些对杜诗用俗不同程度的认识与批判,体现着宋人“俗”概念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时人雅俗观的渐次演变与成熟。

论韩愈两度南贬之心性特征与诗风转变

唐贞元末至元和末,韩愈先后被贬阳山、潮州,其心理性格及诗歌风格均发生明显变化。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于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歌讽喻与指斥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由此形成突出的政治性、攻击性特点。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除政治强权的压力外,其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包括因《上佛骨表》言行不敬而产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传播将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故其诗作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同时,这种变化也与两度南贬时作者之年龄、心气变化有关。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不难发现韩诗风格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韩诗在选材、描写、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向平和冲淡的转变,而韩愈贬潮诗风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编历史剧《贬官记》与《兰花赋》的音乐创作对比分析

通过对新编历史剧《贬官记》和《兰花赋》中音乐创作对比分析,探讨传统与现代元素在音乐创作中的碰撞。研究发现,这两部作品在音乐创作上都采用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手法,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和观众体验。其中,《贬官记》的音乐设计突出了喜剧元素,同时融入福州的独特风味;而《兰花赋》则通过优美清新又磅礴悲壮的主题曲将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历史剧创作只有平衡使用各种创新性艺术元素,才能更令人难忘而有影响力。

突破与重塑:脚色塑造与“人”的归位--评梅林戏《贬官记》

梅林戏《贬官记》将现代意识融入了人物塑造,体现了传统艺术当代化的“人本位”原则。戏曲艺术的“当下感”来源于对具体的“人”的关怀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在于对“脸谱化”人物创作模式的突破,从“道德文章”的书写到“人”的重塑,这也正是《贬官记》脚色塑造的过人之处。

创作现场与韩愈贬潮驿路中的诗歌

创作现场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往往影响着作者的诗歌创作,韩愈贬潮驿路中的诗歌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关联。本文尝试从此视角出发,对韩愈贬潮驿路中的诗歌进行再阐释。通过还原创作现场,重新审视诗歌文本,探讨贬潮驿路中的险隘、馆驿等创作地点对韩愈诗歌在创作动机、内容书写、表达技巧等方面的影响。

试论轻贬义构式“还不是X”

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结合互动构式语法精致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着重分析非否定用法的“还不是X”形式意义之间的互动联系,得出“还不是X”构式非否定用法的形成与轻贬含义的浮现受到构件“还”与分布位置的影响,也受到主观化与互动语境的驱动。

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论贬谪对刘禹锡咏史诗生成的影响

刘禹锡的咏史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其咏史诗的生成与其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二十三年的特殊经历以及贬所——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的特殊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

昌邑王刘贺由迎立为帝至废黜为侯是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他由昌邑王到继承帝统仅27天就被废,究其原因,一是刘贺不修身奉法,"行淫乱";二是霍光掌控朝权,"政事一决于光";三是朝野存在暗中支持宣帝继位的政治势力。刘贺被废11年之后,汉宣帝封之为海昏侯,这既是"骨肉之亲"的体现,也是使他远离故国,以防其东山再起的举措,确乎是一种明封暗贬的政治策略。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檃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

韩愈贬阳山原因考析

韩愈贬阳山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以及其他言论中,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被他人作为攻击他的把柄,这些话“鲠言无所忌”,被本已视他为眼中钉的韦执谊等人利用,皇帝听信了谗言,韩愈因而遭贬。韩愈起初否认被贬是由于上天旱人饥状之故,但后来他还是认识到此状中有“得罪德宗朝”之处,其实也就是承认了被贬与此有关。

“外升内贬”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自2006年底至今,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的现象引人关注。本文从购买力平价、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定量宽松与输入性通胀等角度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进行了解释。在"外升内贬"与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如何选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呢?本文在剖析各种机制优缺点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一个评估框架,对各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从当前的汇率机制逐渐过渡至BBC制度,将是中国政府的最优选择。

解缙被贬河州及其河州诗创作

明代著名诗人解缙因同僚排挤,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被贬官河州,任河州卫吏。在河州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解缙创作了大量诗歌。解缙河州诗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诗人在河州期间的生活和情感,记录了大量河州风物,在解缙诗歌创作中独具特色。解缙在河州留下的诗歌一直为河州人民传唱吟诵,并已融入古老的河州文化之中,成为河州文化的一部分。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 ,但在文化心态上 ,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 ,把满洲看成夷狄 ,明朝灭亡以后 ,朝鲜以“小中华”自居 ,因现实政治的需要 ,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 ,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 ,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 ,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 ,依从朱熹的思想 ,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 ,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