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贰臣传》中了解山东贰臣的归附并探析其原因

明清易代之际,许多故明官绅归顺清廷,成为所谓的"贰臣"。百年后的乾隆皇帝出于政治需要谕示编修《贰臣传》。其中记载的山东贰臣的归附情况颇值得研究。文章在明末清初的大背景下,对《贰臣传》中山东贰臣这一特定群体做一关注,并试着从五个方面探究这一群体出现的原因,以期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些"贰臣"。

开编《贰臣传》的“创意”之举

时间永远是流动的,万事万物也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天下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国古代"刻舟求剑"的成语故事,讽刺的就是那些认识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也不根据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的做法。如果凡事都拘泥于既往的成法,那么所做的一切非但往往徒劳无功,甚至有时就连自身也将为时代所抛弃。

乾隆皇帝与《贰臣传》

清朝在康、雍、乾年间,不仅在政治、军事、文化上,而且在道德教育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巩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我们认为,乾隆皇帝在他统治的后期,特命'国史馆'编写《贰臣传》,就是清皇朝统治者为加强道德教育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历史上的史书,人物传记一般依其共同特点分别归类,故'史家类传之名'不断创新,

对钱谦益人品与文品的联系和区别的思考

清代文学,清初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光辉的阶段。但清初诗文名家,只有顾、黄、王世人熟知(他们是余事做诗人),一般则较为陌生。象钱谦益和吴伟业,“为海内所推重,入国朝称两大家”(赵翼《瓯北诗话》卷九),由于投降清朝,丧失民族气节,忝列“贰臣传”,不为世人重视。现在,吴伟业及其作品,逐渐引起注意,“禁区”冲破,而钱谦益,只作吴降清有愧悔之心的比较面偶一提及,很少有专文论述,基本认识没有超出赵翼的观点,“谦益已仕我朝,又自诧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梅村(伟业号)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蹁天(足背)地之意,没身不志,则心与迹尚皆可谅。”

乾隆朝臣节评价的转变与《续通志》的“贰臣”书写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的一道上谕,标志着清廷对前朝臣节的评价出现了从以顺逆为取舍到以忠义论先后的重要转捩。以此为滥觞,乾隆先后指示编纂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和《国史贰臣传》,一褒一贬,以风励当朝臣节。同时,乾隆特别标出的“贰臣”名目与思路也被三通馆仿效施行在《续通志》的编纂中。《续通志·贰臣传》汇辑了由唐至明初七朝“贰臣”,发展了“贰臣”的涵义与标准,通过拣择、分类、考辨、评论等来凸显“贰臣”形象,以契合当朝利用史书纂修巩固统治的现实意图,成为清代“帝王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鲁迅与《越风》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与刊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对不同政治倾向、背景的刊物,鲁迅的态度却是泾渭分明,有着强烈的爱憎。鲁迅对《越风》的态度,就表明了他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原则立场。《越风》

有为有不为

"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

应该画什么

我前段时间老是在讨论题材问题,因为很多人说题材并不重要。其实鲁迅先生早说过,如果一个画家一辈子只画大便(屎),那么他很难成为大画家。而且题材也反映一个画家的思想境界和感情世界。犹如诗人,于谦吟的是:'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表现一位志士仁人为国为民敢于献身的精神,实际上于谦后来也为国家献出了生命。而钱谦益吟的是:'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事实上,这位汉奸在明朝对他有利时,他便做明朝的官,清朝对他有利时,他又做了清朝的官,他的传记被列入'贰臣传'。一个画家不会画他讨厌的人像挂在家中。一个爱国者必画爱国志士或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爱国场面,一个深爱农民的人,必画忠厚勤朴的农民,这是无疑的。但现在也有很多缺少头脑、没有思想的画家不知画什么,甚至乱画。比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以及纪念建国50周年前后。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含义

鲁迅一生共创作了七百多篇杂文,后来编为很多集子出版。这些集子的名称各具特色,且内涵丰富,耐人寻味。集子之所以那样命名,都是有背景的,无不被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热风》(1918年—1924年)解释:"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

书史中的“贰臣”书家批评观念探赜

本文通过梳理"贰臣"观念与忠君思想的发端及流变,对书法史观中的"贰臣"批评书学观念进行探源,发现这一观念始于在对仕元书家赵孟頫的书画批评,且在明代书论中对其因气节的指责尤为凸显。对"贰臣"批评的书学观念在乾隆之后不仅日趋严重,而且形成一种偏激的书学观念,这种现象可以说与乾隆时期《贰臣传》的编纂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