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方志中方言编概述

贵州许多方志中有关方言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的语言特色,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资源信息,这些不见于史书典籍的宝贵材料,是研究贵州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等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贵州方志中方言编的内容具有较明显的特点,如以记载词汇为主,较少有关于方言语音的记录,但也注意到各地语音的差异,同时对一些俗语、谚语做了记载。

明清与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民俗书写变化研究

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方志在民俗书写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清时期,在体例上主要采用平分列目体和纲目体。内容上主要记载冠、婚、丧和祭等,对象上偏重对汉族风俗习惯的记载。书写态度上以中原文化传播者自居,提倡儒学教化,从国家正统文化的角度去书写地方风俗;民国时期,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利用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贵州各属之内的桑梓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社会调查。书写内容增加了时尚、服饰、风水迷信、禁忌、杂俗、文化信仰和语言等。书写的对象上将苗、回等族的风俗与汉族风俗摆在同等地位进行书写。通过比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差异变化,可看出其书写者在民族主义情怀、风俗改良信念及保存史料等方面的主观动机和话语诉求。

贵州千年方志史的全面总结——《存史与借鉴：贵州方志文化研究》通过结题鉴定

由张新民教授承担的一九九八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存史与借鉴：贵州方志文化研究”，近日通过结题鉴定。此项目历时两载，约三十余万字，从大文化的角度切入，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贵州方志的源流、演变、运用和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全书具有较突出的学术性和文化品味。来自省社科规划办、贵州师大的领导以及专家评审组范同寿、罗再麟、张祥光、张闻玉、林建曾诸先生出席了鉴定会。

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

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为中心,考察了有关苗人“风俗”文本的特点,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编修者的华夷观念。明初贵州建省之后,省志、府州县志编纂工作随之开始。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官修贵州地方志中,苗人风俗的书写极其相似,而这主要表现在对苗人的“非人化”“非礼制”的描写,以及强调王朝直接统治之后、渐知仁义的教化效果。这种统一化的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着很多原因,首先与当时任职贵州这一偏僻之地的官员以及方志编修者所持的华夷观念紧密相关,其次编修者缺乏实地考察,故而承袭前志记载。同时也与地方志“风俗篇”具有的教化功能有关。但统一化的描写之外也有意外出现,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个人境遇使其私修的《黔记》呈现出非常野蛮、落后的苗人形象。而除传统志书之外,明清的士人也构筑了另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苗俗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空间里面若隐若现。

贵州方志中有关“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记载

历代贵州方志中对"穿青人"及先民(土人、里民子)的族源、族称多有记述。通过分析,有几点值得厘清:第一,"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第二,"土人"是一个多民族人们共同体;第三,"土人"与"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第四,"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厘清"穿青人"及先民的族源和族称等相关问题,有利于专家学者对"穿青人"有更深入的研究。

儒学与民族地区女性研究——以明代贵州地方志《列女传》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贵州地方志保存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列女传》更是研究民族地区女性的重要材料。从弘治到万历年间,贵州地方志收录的女性人数,以及获得各级政府旌表奖励的女性数量都不断增加。儒家提倡的节、烈等女德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强化,并日益被社会各阶层女性接受与践行,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在促进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清代及民国贵州地方志所记录的水族文字

清代及民国贵州地方志中记录着为数不少的水族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就其分布而言,多集中于“风俗”“土民”“地理”“民族资料”等板块,且并非所有方志中都有记载;就其类型而言,有天文地舆、物品器用、人伦称呼、干支岁时与数目、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道德品行与身体诸种;就其形体特征而言,主要包括: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相似,反写或倒写汉字形体,以“六书”之“象形”造字,以“六书”之“指事”和“会意”造字,以“假借”形式造字等;就其价值而言,主要表现在:有助于民族史、宗教学及民俗学之研究,有助于文字史、文字学、语言学之研究,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等方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贵州部分订补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所收地方志比较完备,其中贵州方志共141种。该书在著录方面存在一些疏误和遗漏,现就其中的贵州方志部分进行订误补遗。

知识共享视域下的贵州少数民族方志信息化传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地方志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并开始尝试以知识图谱为基础的信息化传播途径。贵州省响应国家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号召,也开始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建立了“方志云”“数字方志馆”等,将大量关于贵州各地州少数民族方志信息的内容融入其中并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实现共享传播,这是以知识图谱为基础的知识共享形式的方志信息化传播尝试,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方志信息化传播的建设方向。基于知识图谱的贵州少数民族方志信息化的研究,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方志信息化的传播优势、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方志著作看贵州麝产地的分布变化

贵州方志载有不少麝与麞(獐)的资料。方志中关于麞(獐)的资料即是麝的信息。贵州麝产地在明代既不详实也不明晰, 清代相对详细确切, 民国则尤为具体明确。明清至民国, 贵州麝产地数量不断减少, 这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贵州山地的开垦、树木的砍伐造成森林的减少是引起麝产地变化的自然因素;商贸的需求、价格的昂贵引起人们对麝的捕杀是导致麝产地变化的社会因素。

贵州历代方志收集、整理的现状、回顾与展望——评《贵州历代方志集成》

201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贵州历代方志集成》应是当前贵州历代方志收集整理中最完备、最权威的成果。与2006年巴蜀书社版《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是编排合理,阅读使用更方便;二是版本来源渠道多、质量高;三是收集影印的志书更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考证的不足。不过,贵州现存历代旧志200种以上,《贵州历代方志集成》只影印收录137种,仍有至少69种旧方志没有影印收录。我们期待全面而系统影印收录贵州历代方志的大型图书的问世,从而将所有现存的、未能影印收录的方志全部影印汇集成册,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贵州历代地方志的研究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