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20世纪以来,在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发掘了一批吐谷浑贵族墓葬。该地区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吐谷浑亡国后的“先茔”地,其中喜王慕容智墓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通过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发掘资料的整理,对葬俗进行溯源探究,从更多角度分析武威地区吐谷浑贵族墓葬葬俗特征。

论圆顶山秦高级贵族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兼与晋、楚墓比较

在春秋时期的墓葬制度中,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是司空见惯的。秦国是东周历史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本文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探讨春秋中晚期甘肃礼县圆顶山秦高级贵族墓的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并将其与晋、楚国的高级贵族墓相对比。秦国高级贵族墓的随葬青铜器组合较为简约,在一定程度上似表明秦国的礼制不甚严格。楚国七鼎墓的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之地方特色明显,也可与史书上的记载相佐证。晋国的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器物种类介于楚国与秦国之间。春秋中晚期,秦、楚国高级贵族墓在随葬青铜鼎、簋组合更替的滞后性上或有一定的相似性。

安阳王古道村周代贵族墓四题

2004年8—9月，考古人员在安阳市王古道村发掘出两座保存完好的周代贵族墓葬。研究表明，它们的下葬年代很可能在西周末或春秋初年，墓主应是卫国的“士”级贵族，其中M2为男性，M1为女性，二者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发掘者对三类器物的定名有误，其中M1出土的圭形铜片应该定名为“要”，是一种用于遮障棺柩、标志贵族身份的礼仪丧葬器物。此外，M1出土的以铜鱼为核心的饰棺用器，其长方形的平面形状可能代表了古文献所谓“士一池”的社会等级。

从西周王陵和大贵族墓谈起

寻找西周大贵族墓和王陵，是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当代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1976年及其以后的三年期间，当如火如荼的周原考古进行大规模发掘遗址的同时，我们曾殚精竭虑为寻觅西周王陵作过种种思考和试探，以期有所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虽事与愿违，初衷未现，但回首往事，仍感觉责任在身，孜孜渴求不倦。

青铜器的修复技艺——“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青铜鼎修复

为配合上海博物馆与陕西省诸家考古单位合作举办“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笔者对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出土的一批西周青铜器进行了修复,并完成了记录整理。此外还对腐蚀情况、缺损情况、变形程度不同青铜器所采用的修复方法做了梳理。现以其中的一件缺损严重并伴有变形的乳钉纹鼎的修复过程为例,介绍青铜铜器的修复技艺。

浅谈明代社会南北差异与类同——以上海与北京地区平民及贵族墓葬为例

上海及北京地区的明代平民墓、贵族墓在墓葬分布、墓地分布、地面建筑、墓葬结构、葬具、随葬品、墓主身份等诸多方面皆呈现出迥异的地域风格,其反映至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即上海地区作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富足丰裕而文风兴盛;北京地区则为明朝都城,贫富悬殊而等级森严。同时,在明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南北两地葬俗框架与原则基本趋同。

淅川徐家岭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考析

一、出土青铜神兽的概况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淅川徐家岭九号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一对。这一对青铜神兽,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均为龙首、龙颈、虎身、虎尾、龟足,张口吐舌。两只神兽,其龙首外扭,方向相反,龙首上皆附六条小龙,脊背上有一方座,座上有一神兽,也为龙首,口中还衔着一条龙。

春秋晚期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赏析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并挖掘了河南省淅川县徐家岭楚国贵族墓,而第九号墓中藏品最多,虽然经过两千多年多次被盗,但还是挖掘出2072件文物,而从挖掘出的文物规格来看,此墓等级最高,据此推断此墓应该是所有墓群的主墓,而一对青铜神兽的出土更是说明此墓是春秋晚期楚国男性贵族的墓穴。本文主要对出土的青铜神兽进行了赏析。

论沂水纪王崮春秋时期莒国贵族墓随葬车马坑——兼谈嬴秦贵族墓随葬车马坑之东夷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的随葬车马不但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反映了文化内涵之差异。随葬车马也是古代墓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文化背景以及生活年代的标志,反映着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山东沂水纪王崮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莒国贵族墓随葬车马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以莒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之内涵。通过比较,春秋时期莒国贵族墓的随葬车马坑与该时期以洛阳王畿地区贵族墓随葬车马坑为代表的周人贵族墓随葬车马坑有很大的差异,揭示出其文化因素颇不相同。而与此相反,莒国贵族墓的随葬车马坑与嬴秦贵族墓以及殷商贵族墓随葬车马坑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暗示出莒文化与秦文化及殷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嬴秦文化与当时以莒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春秋时期莒国作为东夷古国,其贵族墓与嬴秦贵族墓在随葬车马坑上的高度相似性不仅揭示出其文化因素上的密切关联,并且还暗示出两者在族属方面的共同因素,这恰好与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和传世历史文献里关于秦之先人被西迁、莒与秦皆为嬴姓、同属东夷的记载相一致,从而形成了传世历史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记载相契合、与考古发掘资料相印证的多重证据,昭示着嬴秦源自东方,秦文化中有明显的东夷文化因素。

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

在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发现一座西汉初期的东瓯国大型贵族墓,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墓外有一座陪葬器物坑。出土较多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泥质陶器和玉器等。它的发掘,对研究西汉东瓯国的文化内涵、埋葬制度与墓葬特点,探索其都城的地理位置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五代吴越王室贵族墓葬形制等级制度探析

目前发现的吴越国墓葬主要是王室和上层贵族墓,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吴越国王室贵族墓葬使用的形制结构与墓主身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墓主的身份决定着墓葬形制的使用,墓葬形制的不同,是因墓主身份高低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区别,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演变关系。研究表明吴越国的墓葬形制等级制度基本是承袭和沿用了唐代的制度。

南京地区明代功臣贵族墓出土洪武瓷刍论——兼论出土的其它瓷器

南京地区分布有明初功臣墓及其后代墓葬区,出土了不少重要洪武瓷。研究表明,家族墓中出土瓷器的品种与墓主的经历有关,贵族墓的瓷质随葬品种类依时间从梅瓶变化至罐,明代早期龙泉窑和磁州窑在全国瓷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贵族墓出土的瓷器一般都是民窑器。

两周之际高等级贵族墓青铜礼器组合新探

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部分较典型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青铜礼器群重新分组,分析各组器物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看出当时鼎簋制与列鼎制并存,前者衰退而后者上升。鼎簋制在西周时期变化不大,但以列鼎为中心的各类铜器发展较快,到西周后期逐渐成熟,形成了列鼎铜器群,其核心器物组合在此后长期保持稳定。

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的再探索

通过对金代女真贵族墓的葬制、石象生定制、碑制的规制等汉化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了金代女真贵族的汉化倾向在金代中后期不仅表现在以皇陵、石象生、碑制等为代表的墓葬形制上,在以葬制、埋葬方式、墓内陈设及随葬品等为代表的葬俗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且由早期的较少汉化因素到中后期的飞跃式的转变。

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以曾侯乙墓为例

一、前言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容礼器,作为东周时期列国礼制用器的代表,其类型和组合历来多受学界重视。早年郭宝钧先生就曾以寿县蔡侯墓和信阳长台关、寿县朱家集楚墓为例,认为东周时期青铜礼器有着“钟鸣鼎食”的组合特征[1]。

安徽凤阳乔涧子春秋钟离国贵族墓葬发掘简报

安徽凤阳春秋时期属于钟离国地域。2013年为配合工程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凤阳县城南郊乔涧子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墓葬(编号M2),为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有陶鼎、豆、鬲、罐、盆和铜簋、、削等器物。从墓葬规模、随葬品器形与组合、葬俗等方面分析,该墓葬应为首次发现的春秋晚期钟离国贵族墓葬,为研究钟离国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洛阳唐城花园西周贵族墓出土部分青铜礼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本文对洛阳唐城花园西周贵族墓出土的11件青铜礼器进行了金相组织、扫描电镜能谱(SEM-EDS)成分分析、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该批青铜礼器合金类型为锡青铜和铅锡青铜,锡青铜为主体;金相组织除典型的铸造组织外,还发现受热均匀化及退火组织。综合研究表明,这几件青铜容器曾经过加热,应为实用器。

江苏宿迁凤凰墩春秋贵族墓M26发掘简报

凤凰墩墓群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北部,2011年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改造,共发掘墓葬73座,时代自东周一直延续至明清。其中,M26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出土了青铜编钟、缶、石编磬等精美文物,为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该墓为研究本地区春秋时期历史与文化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