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世选制度的贵族政治特色及其影响

辽朝的世选制度是契丹族氏族社会末年选举传统的继承和演变。辽朝建立以后,世选制度满足了以契丹贵族为首的各族社会上层垄断朝廷政要和高官显宦的需要,而契丹族一直持续下来的游牧生产方式和长期存在的部族组织,也给实行世选制度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社会基础。通过对北、南宰相选任的个案分析和考察,表明随着辽朝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加强,参与世选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世选贵族的特权则受到削弱。世选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因与契丹族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辽朝的统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主要由于世选贵族的腐朽,其消极作用在辽朝中后期开始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

铁券、铁榜与明初的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早期形态，在封建官僚政治成为主要政治形态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早就失去其存在的条件。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借仿汉唐时曾一度实行的君主给功臣颁铁券的做法，也给功臣颁赐铁券，在君臣之间建立一种贵族政治，但朱元璋这种保守的政治观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形态下并不能顺利实现，因为，腐朽的贵族政治对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构成了破坏。.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变革。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贵族政治必然会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和血缘关系的淡化及王室式微而渐趋崩溃。日趋激烈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要求集权体制代替分权体制,郡县制就是适应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政治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是任命制取代世袭制,集权制取代分权制,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近代早期威尼斯狂欢节与贵族政治

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是共和国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威尼斯的狂欢节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为大众节日娱乐活动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贵族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监管作用,不仅使其避免沦为宗教改革的牺牲品,还进一步强化了狂欢节舒缓社会压力和进行政治宣传的作用。

英国近代贵族政治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贵族政治是国外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迄今有许多论著问世,其中不少指明了近代英国贵族寡头政治的特征,这有助于揭示光荣革命后该国政府体制的阶级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这一课题,但总体而言,成果寥寥,有必要继续深化研究,尤其要注重分析英国贵族政治权势在近代长期延续的原因。

渤海文士高庆裔与金初贵族政治

高庆裔作为通事,在沟通女真贵族与辽、宋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宗翰赏识、重用,是宗翰幕府不可去左右的谋士,权倾一时,对金初贵族政治的影响很大,但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使斡旋其中的高庆裔命运多舛。

贵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生——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精英主义思想元素剖析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某些精英主义的思想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精英主义的理论支点。精英主义分别继承了在贤人治国思想中的一些思想遗产和能人政治的精髓,又对西方贵族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发展,使其在民主政治中获得重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尽管大众政治的浪潮不断冲击着贵族政治传统,但精英主义却不断延续这一传统,并求得二者之间的平衡。

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

尊重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既成体制是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主要特点,也是东晋得以立国并在异乡江南之地稳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东晋末,上述政治在门阀贵族王恭、桓玄那里不再得到坚持,而皇权一方重视刑法以及强征豪族私附民的政策也给江南社会造成混乱,引发了后者的不满和抵抗。皇权与门阀贵族相互抗争,双方都偏离了门阀贵族政治的方向及其精神,忽视江南地方社会的动向,最终导致东晋王朝的崩溃。创建刘宋政权的刘裕及其政治特点中有着继承门阀贵族政治的迹象,这说明晋宋革命的意义须从江南社会的动向以及贵族政治的传承之中予以阐明,这也为分析南朝皇权不稳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方学界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贵族政治研究述评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的稳定和谐与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动荡战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威尼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贵族政治成为西方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纵观西方近百年来的研究,威尼斯贵族政治经历了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向社会政治史和新政治史过渡的三阶段发展。围绕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混合式"政体理论,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从肯定到质疑,再到重新复原解读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即研究重点转向政治与社会诸多方面的互动研究,研究方法转向从具体事件和理论等细节入手,研究对象从中央政府下降至地方基层政府,逐步凸显出"神话"背后威尼斯贵族政治复杂而多样的真实状况。

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治的发展与转型研究

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的普遍威胁,陷入衰落危机。但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则是个例外。它在发展和调整其贵族统治结构的基础上,对贵族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贵族阶层行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规范,成功地使共和国克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它的这套贵族政治的运转体制和原则对近代西欧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英美司法制度中的贵族政治元素

在西方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贵族阶层在政治权力架构中长时期地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还是在漫长的中世纪,贵族阶层都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分享者;即使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贵族阶层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最典型的是在英国。进入20世纪之后,贵族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全面式微,但在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和美国,贵族政治元素在权力架构中仍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在司法领域。探求英美司法制度中的贵族政治元素,不仅有利于厘清贵族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英美政治文化中始终如一的"混合宪制"思想。

辽金荐举制度——兼论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的关系

辽金政治体制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辽金荐举制度及其运行,反映了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关系,体现了辽金政治体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铨选制度不够健全,荐举缺乏制度性规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契丹贵族通过荐举培植个人和宗族的势力,严重威胁皇权。金朝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彻底,荐举带有更多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较规范,是严密的铨选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朝廷延揽人才服务,虽然有各种弊端,但确实较少受制于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中国在唐宋之际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这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细察该说,发现其诸多基本陈述与史实不符,六朝隋唐时期"名族"、"世家"虽有优越地位,但政权并非皆为贵族掌管;"弑逆废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频发或少见不足以构成君主地位变迁的证据;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明代君主权力也并非毫无制约;该说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也因其误判史实而不能成立。同时,该文论述逻辑并不严谨,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诸多基本判断缺乏史实依据、以结论为前提等问题。

《诗经》祭祀诗与周代贵族政治思想

《诗经》祭祀诗与周代贵族政治思想雒三桂一祭祀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超自然力的“神灵”的崇拜，是为了建立、维持或恢复人与“神”的良好关系而将物品进献给神灵的宗教仪式。远古时期人类的祭祀对象、时刻和目的有各种各样，祭祀占据着远古人类大部分的精神生活。进入阶...

论赵国政治改革的失败: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并存

战国七雄争强,优胜劣败是必然的结局。当我们寻觅赵国灭亡原因的时候,自然会将其政策与胜者秦国作一比较,从而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认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赵国未能象秦国那样实行彻底的改革。官僚政治虽已萌芽发展,而贵族集团在政治舞台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旧观念、旧习惯势力继续拖着新制度的后腿。君主虽有令但豪民不服从,国家虽有法而百姓不遵守。这种政治生活中的两面性特征,不能不说是导致赵国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念与政治社会学思考

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

前言:原始史(Protohistory)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它跨乎史前与有史、野蛮与文明、氏族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作为过渡时代,新旧并见,互为消长,“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和“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交织一起,“在某一时间内,两者是并存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摘要》页182)。这种过渡时代的政治制度正是这样。试以希腊史为例,来自氏族社会后期的巴赛勒斯,从族长到邦君,一直是政治首领的名目。史学习惯把这种巴赛勒斯居首的政制号为君主制或君政(Monarchy),亦称王政(Kingship)。按科学的严格的定义,它当然不同于后世的君主政治或帝王国家。不论是族长还是邦君,巴赛勒斯都不过是血缘关系的代表人物。与血缘关系的政治首领并在的,还有另一类政治首领,例如在雅典,据修昔的底斯的记载(Thu.Ⅱ.15),早在提秀斯统一改革之前,阿提卡各小邦就已出现了一些政治官员,叫做雅康(archontes),或译为执政官;而据传统的说法,在提秀斯之前的好几代,当厄勒克秀斯担任巴赛勒斯时,由于同厄柳西斯作战,雅典已经有了担任军事统帅的官员,后来称为军事执政官或将军(Polemarchos),这就是爱奥尼亚人的始祖爱恩(Ion),在雅典政治史上是第一位改革者(《雅典政制》41.2;又,Fr.1.)。巴赛勒斯之名已见于迈锡尼文明时代的线文B泥板文书。当时在巴赛勒斯之上还有一种诸邦军事联盟的盟主,或又一种政治首领,泥板文书中称为瓦那克斯(Wanax),荷马史诗《伊利亚诗》(I.442)中远征特洛耶的联盟军统帅用过这个称号。瓦那克斯同联盟征服有关,但本质上也属于血缘关系的政治首领,和巴赛勒斯是一个系统。雅典没有产生瓦那克斯这种高于巴赛勒斯的首领,因为阿提卡的统一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联合。这样,当原始史时代,政治首领事实上有两个系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巴赛勒斯系统(巴赛勒斯,瓦那克斯),以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雅康系统(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前一个系统是王政、君政的范畴,后一个则是贵族政治的范畴。用古代中国史上的政治首领的相应名称来比照,可以把前者称为王君系统,后者称为公卿系统。在王君系统中,苏美尔各邦有卢伽尔(Lugal)和恩西(Ensi),迈锡尼文明各城有瓦那克斯和巴赛勒斯,中国商周文明有天子和诸侯或王与君,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统治关系,只要城邦制没有衰亡,郡县制不曾出现,就不会有统一帝国,不会有中央地方的两级关系,它们的关系只不过是盟主同盟邦的关系,姻亲的血缘关系,伯叔甥舅兄弟的关系。在王君与公卿两系统的关系中,后者似乎是前者的下属,但实质上是新旧政治制度的斗争关系,是雅康终当胜过巴赛勒斯的斗争关系。贵族政治是城邦制度的本质,这是历史的命运。一切改革都以削弱血缘关系政治制度为结果,提秀斯是一个巴赛勒斯,但他的改革结果是加强了地域关系的阿提卡统一,从而削弱了旧的血缘关系。具体的事例,请从古代中国一个小邦,魏邦,来试行探讨。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

雅典国家起源于迈锡尼文明时代。这个时期,在派罗斯等地发现的线文B泥板文书中,常见有巴赛勒斯之名,指的是当时的旅长或邦君。在希腊史上,这是经常出现的氏族部落首领和由此发展而来国家统治人物的名称。与此同时,线文B泥板文书中出现一种首领的名目,叫瓦那克斯(Wanax)。

徒单克宁与女真贵族政治

徒单氏是金朝的九大世婚家族之一,势力较为强大,是完颜宗室维护皇权政治依靠的主要力量。徒单克宁作为徒单家族杰出的代表,从熙宗朝就开始入仕为官,到世宗、章宗两朝更是官居宰相,可谓是四朝元老,对金朝的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