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贵州教案对地方政局的影响——以贵阳教案与遵义教案为中心的分析

天主教在进入贵州的过程中,因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与当地各方时有冲突。尤其依附于天主教的特权新势力,与地方传统威权争权夺利,导致教案频发,其中以贵阳教案和遵义教案最为典型。教案不仅给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清廷持续地施加外交压力,也引发了贵州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相对平衡的地方政治秩序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贵州地方官绅在教案发生、处理的过程中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体;面对天主教特权势力,贵州地方大员采取各种方式维护传统权威;在一系列奖惩措施中,贵州将自己置于清廷更加严厉的控制之下。

从贵阳教案的处理看晚清外交的困境

贵阳教案是19世纪60年代一系列教案中的第一起重大教案。由于教案主使者田兴恕是靠镇压内乱起家的地方实力派,且清廷受内部不断兴起的仇教情绪的影响,使得处治田兴恕面临政策的困境。《北京条约》签订后,不断发生的教案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交涉,使清政府的对外关系始终难以走上正常化。因此它也就未能充分利用西方对华的“合作政策”,使中外关系朝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

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高潮的伟大开端——贵阳教案

自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年间,大大小小的数百起教案,汇合成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伟大洪流。但反洋教斗争,却是从一八六一年发生的贵阳教案以后才掀起高潮的。本文拟就贵阳教案揭开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序幕——这个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一抒管见。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清末贵阳教案探究

19世纪中后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传教活动获得对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权,中国社会本土势力亦利用各种资源手段做出相应的排斥与反抗以保障自身的传统社会控制权力。在贵阳教案中,贵州地区官、绅、民积极参与其中,与当地教会、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并由此展开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引发贵州地区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变迁。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清季贵州田兴恕教案试释

一教会传播宗教信仰,其宗旨在劝善规过,信者自来,不信者远之;传教的过程应该是和平而友善的,在信者与不信者之间应不致发生冲突。但是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教方式,只有佛教持温和的态度,基督教与回教不仅积极传教,且有难容异己的基本观念,

浅论遵义教案

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农历五月,遵义人民掀起的反对法国天主教侵略势力的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和主力已由官绅阶层转为广大人民群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的新篇章。在研究近代教案时,了解遵义教案及其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中所发挥的承先启后作用,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文学视阈下的“血”字历史——《大清血地》漫读

我省蒙古族青年作家冯飞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以深切真挚的情感、恢弘磅礴的视野和历史时空的距离,摹写今已鲜为人知的"贵阳教案",文字灵动飞扬,人物鲜活生动,内容深厚丰满,读罢荡气回肠。在苦难历史的回顾中,警示和抚慰一个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

浅论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以“教案”为热点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本文无力展现其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过程,只能从极粗浅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背景上来理解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张亮基《沥陈黔省夷情密折》剖析

中国近代史发展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年),官、民、夷三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鬼”,一变而为“官府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张亮基向慈禧太后、清穆宗上呈的《沥陈黔省夷情密折》(以下简称《密折》),是一份很难得的档案材料。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近代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如何互相勾结以残害中国人民。

论近代爱国运动中的市民阶层

市民,做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成份结构历来是十分混杂的。从广义上讲,似乎应包涵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但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在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生活在城市中的统治阶级和别的具有独特政治经济利益的阶级,显然又不应属于市民的范畴。本文对近代市民的概念表述是:有别于官僚,近代工商业者、近代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之人。诸如各种商贩匠人,车轿力夫,仆役娼妓等、皆属此类。中国的市民,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起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如此。

田兴恕与咸同之交的晚清时局

本文先是通过对贵阳教案后的中法交涉中的关键问题——田兴恕是否应该“抵偿” 问题的分析，揭示出清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交涉策略，其实是它此时不仅要对外妥协，而且还要对内有顾忌的结果。然后通过对教案查办过程中田兴恕屡屡“抗违” 举止的考察，并结合对韩超、恽出临等屡屡为之“说情”、“饰词” 的表现的分析．展现出军功阶层在当时所具有的“能量”。最后通过对四位办案疆臣在查办教案中种种“推诿”、“迁延”之举的考察分析，得出咸同之交军功阶层日益坐大的时局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