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吗？--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

作者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为例,对戴维.贝尔斯等提出的"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而非经济一体化"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特惠贸易安排产生和平效应的限制条件。从西共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在同一制度框架内既有加纳与多哥之间冲突缓和的案例,也有马里与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这两组冲突升级的案例,这充分说明贸易制度安排的和平效应产生于制度框架之外。通过求同和求异法对上述三组冲突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当冲突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和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时,冲突就会升级,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不发挥作用;反之,只有当冲突不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并且冲突国之间存在经济相互依存时,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才能够显现。

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

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会成为区域内政治合作的推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收益不佳的情况下同样实现了区域内的政治、安全合作。那么如何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推动政治合作的内在机制?作者选取了八个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案例,通过比较分析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依赖三个层面的路径:制度组织形式、国内政治和地区力量结构,而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核心因素是成员国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一理论分析框架还有助于解释中国在东亚的外交困境,中国政府应尽可能地增加周边国家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收益预期,建立并完善必要的组织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达成共识,重视东盟国内的政治舆论,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杠杆作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效应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