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自贸区贸易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方法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文章选用2012年7月至2019年6月的省级月度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进出口、进口和出口三个视角,实证分析了广东自贸区设立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广东自贸区设立对广东省进出口、进口、出口均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且贸易净效应分别为0.500、0.157、0.524,其中出口的贸易净效应大于进口的贸易净效应。为促进广东自贸区的贸易增长,建议进一步提升广东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需求侧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流通贸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新型贸易业态发展。

机器人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给经济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成为微观企业智能化转型和提升出口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匹配了中国制造业行业机器人数据、工业企业和海关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器人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使用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器人应用对出口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在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的企业、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机器人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可行借鉴。

美国和墨西哥在CUSTA和NAFTA中的贸易增长效应

本文选用美国和墨西哥1981-2007年间按SITC一位数商品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修正了Magee(2004)的进口需求方程,运用反事实估计方法和GLS回归方法对美国和墨西哥在CUSTA和NAFTA中贸易流变化进行回归分析,测定并比较两种一体化协定给美国和墨西哥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显示:NAFTA给经济水平较发达的美国带来了进口的大量增长,有利于美国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是稳定的,而对墨西哥的贸易增长效应却长期为负值;在不同商品类别中,两种一体化协定的效应不同,其中在一些商品类别中具有负效应且绝对值较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南北型经济一体化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其动态福利效应。

中欧班列对内陆地区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贸易的发展需要通道,通道的建设也会带动贸易增长,中欧班列是新时代联通亚欧大陆的实体纽带,为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大贸易进出口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机遇。文章采用PSMDID方法,以2008-2017年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内陆地区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欧班列显著促进了内陆地区的贸易增长,对开通地区的贸易增长影响更大,并且这种增长效应呈现出先高后低再高的阶段性动态特征。(2)中欧班列的开通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外资和内资吸引力,促进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为中西部地区的贸易进出口增长提供内生动力。(3)进一步对区位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内陆自由贸易区、货源地节点和运输通道的贸易水平受中欧班列的影响更大,中欧班列强化了内陆自由贸易区的资源要素汇聚功能,放大了货源地节点的"虹吸效应"和运输通道的"辐射效应"。因此,在把握中欧班列开通带来的贸易便利化同时,应优化中欧班列的运输线路布局,建立地区货源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内陆自由贸易区的对外开放枢纽作用和中欧班列的辐射带动效应。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否有利于贸易收益的提升?——基于中国的行业面板数据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通过改变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及贸易流向,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及本地配套能力等途径产生贸易规模效应及贸易增长效应,进而对贸易收益水平产生影响。通过中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贸易收益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三次型关系,且随着垂直专业化率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收益的影响逐步增强。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必须进一步推动高级要素培育,加快提升贸易收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