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强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一部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对国家间经贸往来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将OECD-DSTRI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主要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降低生产率两条路径实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抑制作用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抑制作用最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强双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强度及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强度视角分析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效应,运用ARIMA模型与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东盟热带水果贸易潜力及出口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成为中国热带水果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与出口市场,区域内热带水果贸易互补性较强。CAFTA的建立能在短期内促进双方热带水果贸易流量增加,但长期作用不明显,自贸区外贸易转移效应短期内亦不突出。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双边直线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与东盟热带水果出口贸易流量有显著影响,未来区域内热带水果贸易潜力巨大。

中菲产业内贸易及贸易强度分析

1992～2001年间,中菲产业内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过去十年中菲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中,产业内贸易相对于产业间贸易略占优势;在中菲产业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工业制成品正在逐步取代资源产品而成为中菲产业内贸易的主力军;中菲双边贸易强度指数不高,因此中菲贸易合作前景还很广阔。

贸易强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通过模型参数估计,我们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提升,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并不一定导致该区域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运动。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宏观经济波动的分离。

两岸环境产品贸易强度与互补研究

WTO环境产品谈判是促进世界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大陆与台湾地区不仅是世界环境产品贸易的主要区域,且两岸双边环境产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对环境产品需求较为强劲。文章总结了两岸环境产品贸易发展特征,并运用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和贸易专业化系数测算了两岸环境产品贸易联系紧密度、互补性强弱程度。结果表明,两岸环境产品贸易联系密切,整体互补性较强,但不同环境产品之间互补关系差异明显。最后,从调整两岸环境产品出口结构、建立绿色产业多元示范应用园区、推动ECFA货物贸易环境产品领域关税减让谈判及探寻两岸绿色供应链合作商机等角度,提出扩大两岸环境产品贸易规模、实现贸易与环境双赢的政策建议。

东三省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贸易强度及互补性分析

利用东三省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定量测度2010—2018年双方的贸易强度及互补性。结果表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是东三省重要的进口商品来源国,但不是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场,东三省对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强度显著高于出口贸易强度。研究期内东三省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贸易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贸易往来存在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尚未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贸易联系。东三省与北极航道沿线多数国家的贸易商品具有互补性,其中出口侧贸易互补性高于进口侧。未来需要结合东三省与不同国家的贸易联系水平与潜力,明确经贸合作重点,有序推进双方的贸易往来。

贸易强度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影响的研究

基于1996-2011年的数据,本文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的经济周期同步性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与东盟五国之间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较为密切,双边经济周期呈现一定的同步性。在此基础上,从贸易强度的视角展开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贸易强度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发现双边贸易的强度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具有正向作用。本文建议提高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比重,减少对欧美出口市场的依赖性,提升外向型经济质量,提高中国在东亚经济圈的地位。

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效率、空间溢出与国际贸易强度

采用2000-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测度了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创新效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国际贸易强度的影响作用与溢出效应,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总体较高且成收敛态势;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效率提升能有效增强参与国际贸易强度,但具有市场竞争的门槛约束;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正向作用与溢出总效应,而市场竞争度则相反;高技术产业国际贸易强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各变量对四大经济区的作用与空间溢出均呈现差异性。

贸易强度与东亚经济波动协同性研究述评

目前对贸易强度与东亚经济波动协同性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促进东亚经济波动的协同性,从而东亚地区适合成立货币联盟;二是认为东亚地区贸易的加强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生产的专业化会导致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从而东亚地区不是最优货币区。

GTI成员国农产品贸易强度指数分析

本文通过贸易强度指数对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以及蒙古等四国在内的大图们江次区域相关国家的农产品进行贸易强度分析,以中国出口作为衡量标准,与韩国、俄罗斯、蒙古等三国所有农产品的贸易强度指数分别为2.868、0.907、3.220,中韩与中蒙的贸易强度指数都大于1,表示联系较为密切;中俄贸易强度指数接近1,贸易密切程度较弱,需要加强农产品贸易往来。

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的广西与东盟贸易联系问题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8年贸易数据,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从进、出口贸易两方面深入分析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联系问题。结果表明,近几年来广西与东盟的贸易联系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国家间的不均衡,广西与越南的贸易联系较为紧密,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贸易联系次之,而与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贸易联系则较弱,属于贸易潜力有待挖掘的国家。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与东盟加强贸易联系的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白俄罗斯贸易强度及互补性研究

白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和亚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中白两国经贸合作对两国发展的重要经济意义与战略意义日益凸显。运用互补性指数测量发现中白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但对两国贸易强度指数测量结果显示,中白两国整体贸易强度尤其是白俄罗斯出口与中国进口贸易强度较低。尽管中白两国贸易规模快速扩大,但是两国整体贸易潜力特别是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潜力仍未得到有效开发。为进一步挖掘中白两国贸易潜力、优化贸易结构、推进双边贸易平衡,中白两国政府应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推进“五通”建设,加强双边技术合作,落实经贸合作项目建设。

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于贸易强度与商业周期同步性间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通货区理论时,特别关注贸易一体化程度与商业周期同步性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建立货币同盟时,促进成员国间的贸易是其主要的收益,而丧失国内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一成本常常使得建立货币同盟得不偿失,但是如果贸易一体化可以加强成员国间的商业周期同步性的话,那么失去独立货币政策的成本就可以变小很多。本文介绍了最近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

价值链贸易强度对中国生产要素报酬差距的影响

价值链贸易强度拉大了中国资本和低技术劳动同高、中技术劳动在行业内生产要素的报酬差距;直接中间品贸易强度拉大了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同中、低技术劳动在行业内生产要素的报酬差距,间接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强度均拉大了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同中、低技术劳动在生产要素上的报酬差距,且直接中间品贸易强度对生产要素报酬差距的影响要大于间接中间品贸易强度和最终品贸易强度对其的影响;价值链贸易强度对服务行业生产要素报酬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其对货物行业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中、低技术劳动力的再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财税制度。

金融自由化、贸易强度与股市联动——来自中美市场的证据

本文从金融自由化、贸易强度、市场传染等理论角度分析了股票市场联动性的内在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自由化不是中美股市联动的原因,反而还具有微弱的抑制作用;贸易强度是中美股市联动的主要因素;随着贸易强度的不断增加,中美股市从过去的"彼此独立"阶段过渡到近几年的"相互依存"阶段,或许正是由于中国金融自由化微弱的阻碍作用,使得中美股市的联动性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正相依水平。

两岸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强度与互补研究

两岸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本文以ITA扩围产品为基础,对两岸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运用贸易强度指数、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和贸易专业化系数等分析工具,测度了两岸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联系紧密程度、互补性强弱及互补性性质。结果显示,两岸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整体互补性较强,但不同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存在明显差异,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共存。本文从两岸ECFA货物贸易谈判、信息技术产业新合作模式、信息技术产品全球价值链跃升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非农产品贸易强度及其国际地位演变分析

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农业合作日渐频繁,中非农产品贸易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中的横向对比、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为掌握在全球背景下中非农产品贸易关系及强度的历史状况,利用FAOSTAT中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对中非农产品贸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贸易展开横向对比,并对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贸易强度的历史变化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尽管非洲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但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持续徘徊在低位,并无显著变化;2)中非之间的贸易关系在1986-2013年间的变化并不突出,欧美仍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3)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华年次贸易频率低且贸易量小;4)南非、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等国不仅拥有较多农用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对华农业贸易的历史基础。

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数据库中72个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2000～2010年零部件贸易数据，我们使用统计测度和扩展引力模型揭示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统计发现，超过地理中性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的国家数量在增加，且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贸易网络结构，使得贸易的核心一外围依赖关系被次级贸易网络关系所取代。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计量证实，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是对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不利影响因素；技术差距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转移的推动力量，但过大的技术差距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被排斥在生产网络之外；贸易摩擦对发达国家间、新兴市场国家问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有着相反的影响；经济趋同对零部件贸易偏好强度的影响取决于生产网络的区域性和国家发展水平。据此，中国应借助发达国家技术外溢、技术转移和本土创新来不断缩小技术差距，避免被排斥在生产网络之外，同时建立有效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来提升双边贸易强度。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