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数据,借助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可发挥正向投资效应,显著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加入第三国效应的三国模型检验发现,第三国资本禀赋、政治经济稳定性等因素会使企业直接投资产生转移效应,致使中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产生挤出效应。分时间段检验发现,2009-2019年间,第三国效应对中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

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法律制度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在海关监管特殊区域试点洋浦保税港区实施进出口商品管制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成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启动、完善与推广运用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基于海南现状,可以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出台“海南进出口商品管制负面清单目录及管理办法”,发布“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办法”,修正“海南口岸管理条例”等,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法律制度建设,为推动贸易自由便利制度落地提供可参考的法律保障建议。

中国推进贸易投资高水平自由化便利化的实践与思考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实现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文章综合分析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性,然后从多边、区域及双边和自主开放三个层面梳理了我国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具体实践。整体来看,相关改革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制度体系不完善、支持保障性设施兼容能力不足、促进方式效能发挥不充分、国际合作不深入等不足。针对现存问题,文章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促进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两个车轮一热一冷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合作的两个同样重要的车轮。自1993年茂物会议以来,APEC合作的一个车轮——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美国学者理查德·费恩伯格的统计,1988年-1998年APEC成员的未加权平均关税率已经降低了几乎一半。APEC成员对本地区的出口在APEC成员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68.6％上升到1997年的73.1％。

政府宏观经济支持强化自由贸易区投资便利化发展的效应分析

为明晰政府宏观经济支持的作用,提升自由贸易区投资发展,本文对政府宏观经济支持强化自由贸易区投资便利化发展的效应进行分析。根据政府宏观经济对自由贸易的传导模式,分析政府调控对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影响,从投资规模和投资产业分布两方面,研究自由贸易区投资现状。依据研究结果,基于政府宏观经济与自由贸易区投资存在的时间关系,检验政府宏观经济与自由贸易区变量的平稳性和均衡性,推断政府宏观经济与自由贸易区投资之间,存在地区结构投资便利化发展效应和行业结构投资便利化发展效应。

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 ,应在遵守WTO一般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 ,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世界其它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 ,结合中国和次区域各国经贸合作的现实状况 ,从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入手 ,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能够相互对接的贸易投资运行机制。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双循环背景下贸易便利化对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影响——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

商贸流通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是产业发展与地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本文基于双循环发展战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构建理论框架,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分类型检验后发现,相较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便利化对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影响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投资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应尽快完善加工贸易创新投资机制,充分释放贸易便利化和创新投资在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中的红利。

企业的三大畅想:贸易便利化 投资自由化 金融国际化

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8178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不大。由于位置比较偏远，人口也不多。专家指出，试验区要想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聚焦点，必须在投资、金融等方面有着深层次的开放，必须调动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任重道远

在众多全球性议题里,贸易恐怕是政客们最喜欢的题目了。因为在经济繁荣的年代,贸易可以作为宣传政绩的工具,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容易被当成转嫁危机的替罪羊。

上海自贸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对策研究

根据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实行更加主动、更加开放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精神,中央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战略。在对上海自贸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进行PEST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中国香港地区、泰国、新加坡的自贸区发展经验,提出了上海自贸区实现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对策建议。

上海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便利化研究

本文着眼于上海自贸区,首先对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进行概念界定,通过引证国内外其他自贸区的发展经验,总结出它们对于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启示,最后结合上海自贸区的特点,对上海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战略构想及对策建议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文章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大意义及战略构想,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CAFTA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方面的问题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中国和东盟各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做出的战略决策,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经过近十年的发展,CAFTA在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一体化的实现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产业转移障碍将大大减少,CAFTA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的进程必将加快。然而,现阶段,CAFTA推动的投资自由化及便利还有很多缺陷。本文旨在分析CAFTA在推动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简要的对策以促使CAFTA在"两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

在全球智库峰会“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分论坛上专家们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李克强会见第七十三届联大主席时指出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 坚持并完善自由贸易体制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018年8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戴河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李克强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支持联合国工作。习近平主席2015年成功访问联合国总部,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全面深入参与联合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维和等各领域的工作，将继续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投资便利化路径及对策

文章立足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实际,认为推进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投资便利化重点是要根据国际贯例对项目管理、工商登记、口岸通关、金融服务等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法律保障等举措方能稳步推进和落实。改变政策设计,灵活实施项目融资,政府依托银行对自贸区大项目打包融资,实行产业链融资和信用一体化措施,试行国内国外产业联动融资,放开对民间投融资限制和行业领域的限制,出台针对浙江在国外的民间资本的外商投资保护条例,解除对民间资金投资进出的政策法规限制。

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如何助力贸易投资便利化

本文立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和最高水平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探究在海南开展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通过理论研究提出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机制——跨境资管业务循环、企业生产经营循环、跨境贸易投资循环的“三个循环”体系,并借鉴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经验,认为海南自贸港应按照前期、中期、后期三步走的业务实施方案,高效有序地推进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助力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

论中国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的法治路径

中国自贸试验区拟打造的营商环境目标之一就是“便利化”。“便利化”既包括贸易便利化,又包括投资便利化,其中投资便利化广义上可包括投资自由化。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年的建设中,通过在投资便利化方面采取“负面清单”准入模式,提高了外资投资进入的便利性、行政管理措施的可预见性和效率。为了对接更高标准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中国自贸试验区还应积极对接正在形成的WTO《投资便利化协定》下的规则。对此,中国自贸试验区可着力提升外商投资营商环境的透明度措施,协调更简化和更便捷的投资行政管理程序,在追求便利化的同时仍要兼顾安全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