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事交涉研究(1882—1894)——以海难船只被抢为中心

在中朝传统邦交关系体制下,两国一直在海难救助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和互动关系,双方都有出资救助对方海难漂流船只之义务。1882年,中朝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章程变通了两国的传统邦交关系,并将海难救助形式与国际接轨,规定双方不再承担彼此海难漂流船的救助费用。此后,中国依然按照传统惯例救助朝鲜海难漂流船只。而朝鲜对中国海难漂流船只反应冷淡,甚至施之以抢劫。其背后原因乃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国渔民对朝鲜西海岸捕鱼业的冲击有关,也与朝鲜摆脱清朝控制的政策倾向及其社会秩序紊乱、自然灾害频发相关。

历史上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条约

1557年,葡萄牙人以不正当的手段留居盘踞澳门。但直到1848年,中国仍对澳门拥有领土、行政、司法、海关等主权。1849年,葡萄牙赶走清政府在澳门的官员,并进一步侵略扩张。葡萄牙当局企图用条约的形式将其侵夺的权益固定下来。1862年的《和好贸易章程》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7年签订1888年换文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纳入了里斯本中葡《会议草约》的主要内容,使葡萄牙取得了在澳门“永居、管理”的权利,但这与“割让”仍有原则区别。

澳门问题与五份历史档案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澳门将回归祖国。与香港回归一样，这又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日子。这一颗被葡萄牙人占据近四个半世纪的美丽的南海明珠，即将掀开新的历史篇章。在她回归之际，让我们回首一下历史，回顾一下她４００多年的风雨沧桑，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展示史实...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据1882年中朝之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七条,中朝之间正式开设定期航线。此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产生了压倒性影响。具体而言,此航线不但使中国能够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华商在朝鲜市场扩大商权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此航线在朝鲜商人中产生影响甚微。其结果,定期航线使两国贸易进入不平等贸易时期。

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

袁世凯在任职驻朝商务委员期间,为在朝华商争取到一系列相对优厚的政策,促进了华商经济的成长、壮大;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经营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一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外商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华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朝鲜的民生,部分地左右了朝鲜的国计,有力地配合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闭关锁国与落后挨打——重温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的部分论著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顺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试析晚清时期中朝间公文的传达体系——以天津海关为中心

19世纪末以来,随着朝鲜逐渐开国和中朝间订立了一系列贸易章程,两国间开始互派常驻使节,并且天津海关与朝鲜使臣、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驻津大员间收发传达着往来的外交文书,表现出正处于近代外交通商关系制定的过渡期的清政府和朝鲜之间,极具时代特色的既相互矛盾又带有双重性的"两截体制"外交关系。

鸦片战争初西方列强插手中国船舶检查与管理

1839年3月,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英海军在中国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除赔偿2100万银元,还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虽然海关和航政的管理权由清廷官员负责,晚清海关的船舶检查、船体和载运量的丈量、船税的收取具体工作等，也由清廷海关负责管理。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洋走私案交涉研究(1882~1894)——兼论晚清政府在朝鲜领事裁判权的虚实

清光绪八年至二十年间,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较多。这既与朝鲜商民招引甚至诓骗有关,也与当时朝鲜开港后地方行政不规范分不开,甚至与日本对朝鲜经济扩张相关。为了抵制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扩张,晚清政府和朝鲜官方对于华商走私行为采取了暧昧态度。因此,在这一时期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贸易案的审判中,晚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只是有形无实,并不存在晚清政府利用领事裁判权单方面偏袒华商的现象。

光绪朝(1875—1908)中朝人参贸易探论

清光绪朝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清朝与朝鲜王朝的传统朝贡关系已经动摇,双方在西方的压力下都在谋求变革,但是清政府仍然谋求其在朝鲜宗主国的地位,力求控制朝鲜这个清朝为数不多的藩属国。传统上清与朝鲜的传统贸易方式为朝贡贸易,但至光绪朝部分朝鲜人为了高丽参的暴利,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直接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引起了清政府与朝鲜的交涉,间接促进双方修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贸易类型趋向自由发展。本文即是对清光绪时期朝鲜商人直接进入内地贩卖人参情况的研究。

率由旧章:从华人相关命案再探清朝在朝鲜领事裁判权的实相(1882~1894)

清光绪年间,对于在朝鲜华人与朝鲜人之间的命案,清朝积极主动,力求公正结案;朝鲜在华人为嫌犯的案件中表现主动,却在华人为受害者的案件中消极应对。朝鲜的司法行为限制了清朝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而清朝没有因为享有领事裁判权干涉朝鲜的司法主权。清朝将涉案华商引渡回国受审、派人监督朝鲜行刑的举措,不能看作是因享受领事裁判权而对朝鲜主权的干涉。由于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存在,所以清朝的司法措置不过是两国司法传统在现世的率由旧章而已,这同帝国主义列强凭借领事裁判权肆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有质的区别。

近代清鲜护照制度之确立述论

清鲜护照制度的确立是清鲜双方对传统封贡关系适当调整的具体表现,是为防止日商独占朝鲜市场及促进清鲜商旅贸易往来的必然要求。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以后,清鲜水陆贸易放开,两国商旅往来人数剧增。清政府因应形势变化积极简化护照的申领及发放程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清鲜护照虽然具有近代外交意义,但是仍然不能逾越传统的封贡关系。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和教案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国与美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合众国民人"在口岸设"礼拜堂";同一年中国与法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佛兰西人亦一律可以建造礼拜堂"。于是,自康熙一朝开始的一百三十多年禁教之后,这两个后来分别被称作《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我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 割让香港,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成了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