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之例外条款:定位、范式与反思

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经济新常态。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立法管控形成了新型贸易壁垒并抑制全球经济活力的释放,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制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全球层面的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面临良好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两个规制目标之间的平衡难题,关涉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数据自由流动等诸多利益诉求。当前,由于每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难以对规制目标的价值判断达成一致。不同规制目标间分歧的协调成为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任务。作为灵活性规则的例外条款,其独特的制度功能可以协调不同规制目标,达到不同规制目标间动态平衡的兼容效果,缓和公共政策保留要求与营造开放数字贸易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外条款是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重要内容。现有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体系中的例外条款存在不同范式,主要包括WTO例外条款、CPTPP例外条款以及RCEP例外条款三种类型。不同范式下例外条款规则设计在结构、语言表述、适用条件等方面差异明显,对不同规制目标可实现程度进行平衡与协调的能力也有所区别,各有优势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适用难度和不确定性。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构建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应当充分利用例外条款的制度功能提升我国制度话语权的对外输出能力。我国在例外条款范式选择上:一是,立足内在基准,需要实现参与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从完善国内数字法治出发,明晰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制的基本立场,寻求制度协调效应,避免恶性制度竞争;二是,寻求外在策略,坚持渐进式的功能转向策略,从追求宽松或模糊向明确或清晰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逐渐由追求务实灵活的“契约”式合作向有拘束力“规则”式合作转型。

安全例外条款之善意原则的适用——基于数字贸易规制视角

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数据跨境流动愈发频繁,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安全例外条款成为衡平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冲突的“调节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沿用了WTO安全例外条款,拓展了安全例外条款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功能与适用,同时也提升了其被滥用的风险,而善意原则为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基于善意原则的基本内涵,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关善意解释和善意履行的规定,厘清安全例外条款中“基本安全利益”等重要术语的含义,以区分合法的国家安全措施与保护主义措施。为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应坚持将善意原则贯穿于安全例外条款解释与适用的始终,明确善意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条件,合理分配涉诉措施关于“善意”的证明责任。

食品国际贸易规制述评

从食品国际贸易规制入手,分析和评价了现行国际贸易制度安排。指出W TO的《SPS协议》、《TBT协议》和法典委员会等国际规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有助于国际食品规则的标准化,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标准低、参与国际组织的“门槛”高等原因,造成其面临着事实的贸易不平等和标准遵从的困难。提出中国应联合发展中国家,通过对部分条款的修订,如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自愿改为强制性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的遵从期限、让最不发达国家免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活动等来争取贸易公平待遇。

浅析WTO对与标准有关的措施的贸易规制

标准和标准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标准的滥用也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障碍，为此，WTO有关协议对与标准有关的措施进行了合理的贸易规制。本文首先归纳了《耶玎协议》与《SPS像议》关于标准的主要规定，然后分析了两个协议在解决标准化与贸易问题中的作用，并指出了两协议对标准的贸易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

拉美主要国家贸易规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浅析——以拉美六国为例

以TBT/SPS通报数、贸易救济案件立案数作为贸易规制措施量化指标,分析2001-2019年中国主要出口拉美国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采取的贸易规制措施现状,通过构建出口贸易影响修正引力模型,加入滞后变量,从总体和分阶段分析拉美贸易规制对中国出口拉美贸易的影响态势。结果发现,中国对拉美六国出口增长程度不同,且必然伴随拉美进口国贸易规制措施数量增加;拉美六国TBT与SPS通报总数均超过贸易救济措施立案数,TBT和SPS存在相关性,TBT和SPS与贸易救济措施立案数不存在相关性;拉美六国采取的贸易规制措施侧重各不相同,且年度波动较大,墨西哥和智利采取的TBT通报和贸易救济措施较多,巴西和哥伦比亚发起的SPS和TBT通报较多,秘鲁发起的SPS通报较多。拉美贸易规制对中国出口拉美贸易的负面影响表现为:TBT对出口拉美贸易影响从当期开始转为后期,而SPS对后期出口拉美贸易影响较大;贸易救济措施立案数对当期出口影响显著,且由弱变强,且每提高1%导致中国当期出口额下降约0.1%。

公共产品视阈下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制的合作

转基因产品贸易制度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关乎各国农产品的进出口情况以及全球贸易格局,还关系到全球环境保护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然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组织针对转基因产品制定过有约束力的多边国际制度,反映了该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原因在于行为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差异使得国际合作步履维艰,相互冲突重叠的国际制度正在阻碍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制度的形成。区域性全球公共品能够填补全球公共品的空白,缓解一些全球公共品供给困难造成的影响。

气候治理与贸易规制的冲突和协调——由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的思考

自2021年开始,欧盟、美国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启动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程序。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基本内涵是由特定产品的进口商按法律规定向进口国政府支付一定的特别费用,以确保该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承担相同的碳成本,目的是维护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防范碳泄漏的发生。碳边境调节机制兼具气候政策与贸易措施的双重属性,深刻反映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与贸易规制两大体系之间在法律价值、管辖权与法律规范方面的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指导化解气候治理与贸易规制在法律价值、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开放式新诸边模式则是消除法律规范冲突的适当路径。

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贸易规制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国际经贸主流形态之一。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消费欺诈、便利执法以及促进产业发展需要等政策关切,各国大多采用数据本地化措施对数字经济加以规制,由此影响到数字贸易自由。根据判例确定的"技术中立"原则,WTO协定原则上涵盖数字贸易争端,但受历史条件所限,WTO协定法律文本未能触及数字贸易规制问题,相关法律适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和欧盟试图通过签订双边或区域协定补足WTO协定漏洞,但就如何保护数字贸易中的个人数据存在重大理念冲突和制度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美国主导的TPP明确禁止缔约方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原则,并设置若干例外。这一"原则+例外"规制模式可容纳中国倡导的网络安全价值,优于欧盟提出的统一国际标准规制模式,中国理应支持。

贸易规制视域下数据隐私保护的冲突与解决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数据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在隐私保护的价值预设和制度设计方面,美国主导的"市场话语"和欧盟主导的"权利话语"存在严重分歧。在贸易规制协调与合作的语境下处理数据隐私保护问题有助于欧美之间达成"浅层次"的共识。就灵活性和可行性而言,美国主张的"原则+例外"规制模式优于欧盟提出的国际统一标准规制模式。鉴于该模式可容纳中国倡导的网络安全价值,中国应予以支持。

贸易规制路径下的数字贸易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一,依托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数字贸易也得以蓬勃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尚无明确的数字贸易中国方案,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中国在WTO的电子商务议案主要聚焦货物贸易和贸易便利化问题,未能就数字贸易自由化问题提出可操作性建议。而中国已经签署的若干双多边贸易协定不仅规定了贸易便利化问题,也涉及贸易自由化问题,特别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事项。中国所寻求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更是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问题施加了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为在全球推行数字贸易中国方案,中国应从提高社会效益和缓和分配效应的角度,完善中国方案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提高其政治可接受度。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USMCA对CPTPP的比较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有关纪律到CPTPP、USMCA等相关规则,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不断演进,主要包括纪律框架的调整深化(GATS Plus)、横向规则的关联影响(GATS Related)以及具体议题的规制拓展(GATS Extra)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针对全球治理新的趋势和特点,这也对我国服务贸易相关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数据本地化的规制模式研究及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其经济重要性决定了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势必成为贸易的优先事项。因此,给数据流动带来障碍的措施诸如数据本地化,已然成为数字贸易协定的一项内容。数据本地化作为国际法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概念,对其如何规制、为何规制以及规制的模式一直都是争议的焦点。通过对比不同的规制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厘清不同规制路径下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提示我们现阶段仍需结合自身数字贸易的发展阶段、国内数字治理的完善程度进行规制模式的选择。中国要赢得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权,就必须避免盲目地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互联网产业布局,也不宜以过高的保护标准限制贸易发展的谈判空间,宜坚持有限度的贸易规制模式,在禁止和允许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之间划出细微的界限,设定合理的例外并等待未来判例法和国家实践的发展。

数字鸿沟视角下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困境与应对

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息息相关,有效规制跨境数据流动是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当前,在应对数字鸿沟问题上,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面临着多边贸易体制的缺位、规则体系碎片化和例外条款适用的严格化趋势等问题。缺少全球统一的数据规则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共同原因。因此,为了弥合数字鸿沟,需建立“发展中国家友好型”的全球数据规制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应当以WTO为平台。中国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数字大国,加紧完善国内数字立法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数据规制体系的建立。

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探析

转基因产品是当下小到普通消费者,大到国家政府都比较关注的话题。同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产品挺进市场步伐的加快,转基因产品的竞争也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之一。当前转基因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引发的法律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因此,本文围绕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而展开。

日本贸易安全制度的发展及其机制

贸易立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贸易安全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本的贸易安全,一方面是依靠美国军事力量确保贸易通道的安全,使得日本能够获得海外资源和产品出口通道。中东石油危机后,波斯湾到日本的海路成为日本的生命线。有关机构有外务省、防卫省、财务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另一方面是通过贸易规制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大国,却激化日美贸易摩擦。这一过程中日本经济产业省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贸易规制的安全保障机制。WTO和WCO也是日本通过国际合作保障贸易安全的重要渠道。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良好监管实践”的视角

国内规制作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因素,面临扩大开放与维护主权间关系“两难”。从GATS到CPTPP、SDR等相关纪律,各类协定对服务监管透明度、可预期性及规范性要求不仅持续深化,同时还拓展出规制融合的新领域。虽然不同协定仍存在治理模式及手段的差异,但也呈现若干共性,更加体现“良好监管实践”特征是其中一项重要趋势。国际规则演进对中国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出新要求,包括提升政策透明度,拓展利害关系人参与;稳定审批工作预期,深化“良治”改革;因应治理模式调整,完善监管评估制度。对此中国应结合履行SDR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情况,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定位,探索规制融合的协同路径与方式。

深刻理解WTO环境规则 促进我国贸易与环境的法律协调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贸易与环境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本文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WTO环境条款对中国的影响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数据价值链视域下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导向及应对

[研究目的]针对数据价值链视域下数据跨境流动理论以及规则的形成,回应当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形成与发展的应对策略,为我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数据规则的形成和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采用规范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从贸易规制和数据规制视角归纳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典型国家立法和区域规则的演变。[研究结论]数据价值链视角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正在贸易规制和数字规制层面快速发展。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全球数据有序流动,坚持数据分类原则,加快数据跨境合规体系建设并试点以多边或区域平台构建数字相关规则。

内陆自由贸易港的属性及建设内容和路径——兼析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自由贸易港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区,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向内陆自由贸易港升级。中国内陆自由贸易港应具有"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和"内陆港"的属性,需要构建多式联运的国际通道体系及其高效运营机制,形成内陆港协同开放体系,整合和拓展开放型经济功能区,打造营商环境最为便利和开放水平最高的内陆开放平台,"内陆枢纽港→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内陆改革开放示范区→内陆自由贸易港"是其可行的建设路径。当前中国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整体处于从内陆枢纽港向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发展的初期阶段,要着力建成以国际陆上大通道为核心的对外综合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创新海关监管协同机制,重点突破开放型经济功能区的建设瓶颈,不断探索以陆上国际贸易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我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从WTO有关纪律到TPP相关规则,当前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监管的主要特征与趋势正在发生调整。该文认为,其在短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合作"窗口",但长期会对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国内规制主权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应认识到相关问题之重要性与迫切性,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切实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