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几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焦点在于双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理解。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附加值指标较好解决了贸易转移、国内循环和贸易回流这几个统计问题,对贸易利益的刻画要更为真实、科学。本文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由此,我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实现国内附加价值比重的实际增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贸易附加值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方式选择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估计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尽管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降低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但它同时也通过促进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参与显著地提高了行业总体的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出口附加值率提高并行不悖,这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视角

随着出口规模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优化,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在生产分割背景下考量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根据WTO-OECD的贸易数据库,比较分析了中国整体比较优势和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比较优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但还是处于价值链低端,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力出现下降的趋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对于提高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贸易附加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逆差特征——零部件贸易比重高,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附加值和贸易附加值率,随后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因素。本文结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在一段时期内是无法改变;在这样的分工和贸易形态中,尽管存在贸易逆差中国仍旧获得了一定的贸易利益;而贸易利益的获得主要是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实现的,如果出口数量扩张受到阻碍,中国将会出现贸易利益漏损。最后本文的建议是:要提升中国自对东盟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获利,需要实现中国分工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

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的真实利益探析——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度

该文分析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特征——零部件贸易比重高,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贸易逆差。进而运用台湾学者陈宏易附加值数学模型,推算了中国-东盟间的贸易附加值,测度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工业制成品上的贸易利益。得到结论:在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逆差下,中国从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体现在贸易附加值逐年增加的趋势上;但剔除出口扩张数量效应的贸易附加值率,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大从对东盟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获得了直接贸易利益。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附加值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再工业化"的措施。由于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这对中美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分析美国再工业化取得成绩基础之上,依据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附加值相关理论,研究了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出口贸易附加值整体水平不高的现实。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为研究视角,对其在出口贸易附加值方面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研究结论。

入世后我国贸易附加值变化的研究—基于12个工业部门的分析

入世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成绩斐然,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然而我国出口商品还停留在“中国制造”阶段,产品的附加价值并不高。本文利用贸易附加值这一更注重贸易利益本质的研究方法,对我国12个工业部门2001年~2011年间的贸易附加值进行整理计算,得出入世以后,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附加值正在稳健提升,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逐渐下降的结论。

产业链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分析产业链与贸易间的关系验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外贸高质量发展间互相促进的协同发展关系。研究表明:现代化产业链有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其中产业链的规模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成本效应是促进贸易附加值提升的主要途径。同时产业链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对一般贸易企业和私营贸易附加值比的促进效应最大,对东部贸易附加值比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中日制造业双边贸易核算——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分解

随着国际生产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中间产品生产的多次跨国境变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中日双边制造业贸易收益分配中。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1995—2009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将双边出口贸易分解成16部分的核算方法,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分解核算中日两国制造业双边贸易。结果显示两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绝对额均不断上升,两国的垂直专业化率均不断提高。两国应以推动中日韩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契机,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研究

本文结合后发优势理论对大国雁阵理论框架做了进一步拓展,将比较优势动态变迁与贸易附加值相结合,分析了产业区域转移中的出口贸易附加值变动问题。结论表明,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一方面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完成了对发达国家供应链的进口替代;另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进一步承接国内发达地区淘汰的低附加值产业进而形成完整的国内供应链,这两个维度均有效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附加值,促进了国内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我国金融集聚影响贸易附加值的效应--评《贸易金融商业模式及营销》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经济格局的改变,使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愈加密切且复杂。传统的贸易计算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和准确反映现今各国的贸易和获利情况,传统的金融机制也不能有效应对当今复杂经济市场结构的发展条件。因此,金融集聚现象和贸易附加值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新时代构建更科学、完善的经济生态体系,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两岸贸易利益的分配——基于两岸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两岸自开展经贸合作以来,分工模式逐步从产品分工向全球价值链分工转变,在这种全新的分工模式下,传统的贸易利益衡量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了准确衡量两岸贸易利益的分配,本文引入贸易附加值,分别核算了2004-2014年大陆和台湾9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附加值及其比重。通过对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在贸易附加值的总量,还是在贸易附加值占出口的比重方面,台湾都占据较大的优势,这说明台湾地区在两岸贸易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两岸加强贸易往来对台湾总体有利。

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行业差异——引入贸易附加值的分析

全球生产网络中,出口行业的贸易附加值水平是影响汇率出口传递效应的重要变量,附加值越大,汇率出口传递效应越明显;附加值越小,汇率出口传递效应越不完全。在我国大部分出口行业附加值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将通过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变化显著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最终造成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由于各行业贸易附加值的不同,这种不完全汇率传递效应在贸易附加值较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表现最为明显,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后是资源密集型产品。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

本文基于贸易附加值,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各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布局中,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但有弱化迹象;资本以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均未取得显著比较优势,但有迹象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比较劣势特别显著且无明显改善趋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现实地位及进一步发展基本上是"依托低端,挺进中端,遥望高端"。基于贸易附加值所得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纠正传统总值核算法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误判,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方向及政策的科学制定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各国贸易附加值比较的视角

本文基于OECD-TiVA中54个国家贸易附加值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研究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主要因素,并对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作用差异性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金融信贷规模与创新能力的增强对于提高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金融信贷和创新力水平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发展中国家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但是制度环境改善带来的推动作用仅在发达国家中较为显著。

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测算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各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与传统贸易核算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是传统贸易核算法还是附加值贸易核算法,其测算结果都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持续性比较劣势,国际竞争力薄弱。(2)从附加值贸易角度看,大部分服务行业都呈现出一定的比较劣势且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比较劣势"扭转"现状。(3)从要素密集度来看,尽管整体上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来说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传统贸易核算法还带来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严重高估以及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部分低估的"统计幻象"。因此,采取合适的核算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依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服务业进口的国别(地区)结构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服务业整体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类型服务业进口的国别(地区)结构,并与传统总值核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且考察了不同国家(地区)服务业附加值贸易与服务贸易及货物贸易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业进口来源国是以美日为主的发达国家,不同类型服务业的进口来源国差异较大,且两种核算方式下发达国家内部结构和不同类型服务业进口来源国结构均存在着显著差异;(2)总体而言,通过货物进口引致的间接服务附加值进口要略大于通过服务进口带来直接服务附加值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附加值进口主要通过货物进口间接实现,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口主要通过服务进口直接实现。对此,中国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扶持知识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和扩大制造企业的服务需求来加大服务进口溢出效应的扩散力度,并通过扩大进口服务类型和货物服务进口来源国来适当扩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货物进口复杂度,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竞争力的提高。

中美产品内贸易附加值的测算与比较

产品内贸易已成为当下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国际间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背景下,以贸易总额衡量一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已不再合适,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更为科学合理。中美两国间一直因我国贸易总额的顺差而摩擦不断,本文采用非竞争型产出表,测算中美两国2004-2011年间C1-C16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深入剖析中美两国的贸易利益,并对中国产品内贸易的现状提出改进建议。

基于贸易附加值测算的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建立贸易附加值的模型框架,借鉴WIOD制定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测算出2009-2019年;我国制造业出口的附加值与全球对应产业的出口附加值。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公式中代入贸易附加值,将此结果与传统总值核算法所测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从结果可知,中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缺乏明显的发展优势,针对研究结果反映出的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真实情况,提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合理的改善策略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