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的现状和影响--基于STRI的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是当前贸易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本文采用OECD发布的国际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分析了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国际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国际投资流量、国际贸易、具体的部门业绩以及制造业的不利影响,最后总结出对我国服务业开放的启示。

经合组织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指数研究——兼论服务贸易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建设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以严谨著称,但其指标对服务业的评价有所欠缺。现代服务业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产业,打造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不应简单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体系,还应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增加反映服务贸易规制环境的指标,并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监管改革措施精准发力,同时以此为基础,促进区域和次区域服务贸易便利化合作。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与中国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研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各领域的限制性水平。OECD通过测算认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限制性措施包括数据跨境流动限制、网络支付服务限制、通信资源使用限制、电子商务从业限制、网络服务内容限制、其他限制等六种类型。但是,对OECD的测算与评价,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从中国具体情况看,消除数字服务市场限制将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消除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有利于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但可能引发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风险;消除网络支付服务限制,有利于推动跨境交易,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但不利于资金跨境流动的监管;消除通信资源使用限制,有利于外资进入,但也极易威胁国家通信安全;消除网络服务内容限制,可以促进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但对网络内容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此,应以推动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为目的,逐步地、持续地扩大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具体措施为:搭建开放平台,有序推动市场开放;落实已有开放政策,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创新管理模式,强化业务流程监管;加强隐私保护,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制定数据标准,促进数据境内流动;消除法律差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客观反映中国开放水平。

服务贸易限制对中国服务进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OECD服务部门STRI和STRIH指数,选取中国40个服务贸易伙伴国作为研究样本,从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性和服务贸易限制异质性对中国服务进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看,中国高水平服务贸易限制性水平是抑制中国服务进口的最主要因素,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是阻碍中国服务出口的主要原因,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限制异质性对中国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均产生负向影响。行业层面看,贸易伙伴国物流、运输以及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服务出口。我国应降低我国服务贸易壁垒,减少与伙伴国监管差异,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

国际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一个文献综述

贸易成本是国际贸易与专业化分工模型经验研究最终需要处理的问题,但由于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有很多种,不同测度方法的关注视角不同,从而结果也有所差异。对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及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探讨这些方法的测度原理以及优劣,并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评述。

数字服务贸易及相关政策比较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的加深推动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出现数字服务贸易新贸易模式。首先,在理论方面,本文借助OECD分析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定义和内涵进行阐释,并分析数字服务贸易的发生过程,指出其中所出现的数据安全、电子合同、第三方金融、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新领域对传统贸易政策和监管机制提出挑战。其次,在政策研究方面,本文根据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Digital STRI)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各国的限制性政策呈现增多趋势,并且中国的限制性措施比发达国家更多,这主要是由于监管模式差异性导致的。最后,本文选取中国存在的主要限制政策内容,在基础设施连通、电子商务开放、电子支付系统监管、电子合同规则、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领域进行国际比较,将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与我国管理政策进行对比,并提出促进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PTA协定中服务自由化“深度”的测量及对贸易增长影响的实证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现有WTO框架下的多边服务贸易规则(GATS)已无法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包含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优惠贸易协定(PTA)开始大量涌现。文章结合国外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一套专门衡量服务贸易协定深度的简易指数,对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PTA进行衡量。研究结果发现,PTA在"GATS+"和"GATS-X"议题上不仅提升了服务贸易相关条款的"表面深度",还通过增加有约束力的条款及时锁定现有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自由化的"实际深度"。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自由化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以及对具有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路径,并构建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的深度自由化不仅可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对一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能够依托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推动制成品贸易的增长。

世界主要农产品进口国进口价格弹性及关税福利损失估算

本文采用Kohli(1991)的GDP最优模型,估算了世界农产品进口前20位国家318种农产品的进口价格弹性、农产品贸易限制性指数以及农产品进口关税导致的净福利损失。研究发现,一国农产品进口价格弹性与GDP大小正相关,与其发达程度则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在多哈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中,我国可以在自身农产品市场不断开放的基础上,提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和泰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的要价。

包容性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模式探究——基于亚太地区FTA原产地规则比较

对TPP与其他亚太FTA原产地规则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TPP原产地规则对实质性改变要求高于亚洲地区的FTA,但在具体标准运用方面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原产地规则限制性指数测算结果显示TPP原产地规则限制性指数低于美国-韩国FTA与NAFTA,与中国-东盟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中国-新加坡FTA、东盟-日本FTA限制水平相当。总体上,亚太地区FTA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具有降低趋势,并且条款内容更加规范化,海关程序更加便利化。在探索广泛适用且具有包容性的区域原产地规则过程中,中国可以借鉴北美、东盟、日本原产地规则的优点,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的丰厚的政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