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纪念的理由

费孝通思想研究的核心在于其文化观的提出,即在一种文化自觉语境中去理解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转型。人类学需要有这样的思想遗产的传习与继承,自然也需要此方面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凝聚。费孝通可谓现代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同时他的思想也为未来时代中国在世界之中的,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角色发挥,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无疑都将是我们学科在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值得后来者"执弟子之礼",予以珍惜并发扬光大。

追求文化理解中的灵与慧——费孝通晚年思想中的一次超越性自觉

1999年2月7日,费孝通在一次与后辈同事的谈话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上如何能够有超越性自觉,以此来警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少有深度思考而至思想过度平面化的倾向。这是面对世界之变而有的一种超越性自觉。他为此强调“脑筋要跟得上”,要有一种意识自觉,要学会一种搭出来的方法论。为此要超越于原有那些已经成型并设定好的既有边界,实现基于反思而有的新创造。费孝通试图引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重新看待实现人群之中灵性沟通的象征意义,追求超越性的灵与慧的真实存在。这属于人所拥有的象征以及基于象征性而有的意义表达,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的悟性理解能力,其跟人的大脑中所储藏着的那些“灵”和“慧”的存在密不可分,而“灵”和“慧”的存在本身造就或体现出了人的悟性或理解的发生,这是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面对世界新发展格局时所需要的一种超越性自觉。

费孝通“心态秩序”之源起、演变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心态秩序”的概念,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场,亦是对社会学传统研究边界的突破“。心态秩序”概念自问世以来鲜有问津,近期学界重拾。本文尝试回到这一知识域源起之情境,厘清其肇始因由与内涵旨归,梳理其历史脉络与研究现状,提出既有研究之不足及未来可供镜鉴的观察视角。重点呈现“心态秩序”在重拾、建构与应用的递次阶段中的具体表达与智识要素,以期挖掘这一术语的内在生命力,为拓展时空、实践层面上的具体操作与应用研究作学理上的浅描。

费孝通思想的三重品格——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学科意识在中国之成长

费孝通思想体现在其所为之做出贡献的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的学科意识之中,构成其思想的三重品格。这既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一种映射,也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一种文人书写的传统,嵌入其内心之中的一种结果。在一种西学的影响之下,他了解了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使他眼光向下,在从实求知中将中国意识融入其对自己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之中,并在不同社会与文化的比较之中实现了对于小地方层次的一种超越。一种偶然性的不期而遇,使他的思想在无意之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影响力。

大瑶山与费孝通人类学思想的展开

大瑶山之殇,使得瑶山成为费孝通心中永远的遗憾与牵挂,但他与瑶山之间的情缘并没有因那场悲剧而永远切断,与此相反,晚年的费孝通通过多次重访从而接续了他心中的那份瑶山之情。作为费孝通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大瑶山对他整个人类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开启的学术之路以及在他之后的生命历程中都打下了深刻的瑶山之印。今天的人类学,需要重读费孝通,重读他那"从实求知"般的田野调查,以此反思今天的人类学方法论。

心态秩序:从“社会”到“人”——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升华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围绕着"志在富民"主题而展开,着力解决中国人民极为紧迫的"饥饿问题"和"贫困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费孝通在学术反思中意识到了这种"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缺陷,认为社会学、民族学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人",既要关心人的物质生存状态,又要关心其精神生存状态。从此,费孝通的研究视野从"共生"问题进入了"共识"问题,从生态层次提升到了心态层次,从而实现了学术思想新的升华。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

本文将流动人口视为在差序格局环境下成长的能动性个体,研究如何推动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并培育社区精神。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农村居民有机互动的生活和价值共同体,这在流动人口身上留有深刻的社会印记。伴随人口流动带来差序格局日渐式微,流动人口成为了孤立的原子化个人进入城市。要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培育现代意义的社区精神。故而,要吸收差序格局中的合理内核,从流动人口自身的能动性融入和所处城市社区的主动性关怀出发,推动流动人口和城市社区的有机互动,从疏离到结缘,助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