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之社会团结:“费孝通问题”与“涂尔干主义”的对垒

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团结问题,是费孝通和涂尔干致力解决的课题。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分工细化,个人意识兴起,集体意识衰落,一元人观发展到二元人观。费孝通认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将工厂置于乡土社区的空间之内,传统意识仍控制着社会,社会团结可以得到维持。涂尔干则在肯定社会分工进步性的同时,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增强职业伦理意识,以此实现社会团结的主张。二者是典型的类型学认识论,注重社会结构,忽视主体实践,难以解释变迁的具体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团结问题。积极倡导实践的理念,从社会团结更本质的起点——社会关系——着手研究,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框架。

“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费孝通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之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然而,费孝通的思想深处又有着难以纾解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彰显出人格、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