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缺陷扣分法”的舰船装备采购合同费用履行绩效评估分析

针对舰船装备采购合同费用履行管理工作的新变化,科学确定合同费用履行绩效评估业务流程,构建体现舰船装备采购合同费用指标特点的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并从当前装备采购合同管理实际工作角度出发,设计一套简单、可操作性强的基于"缺陷扣分法"的绩效评分表和评分规则。

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2项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2项明确规定了履行费用过高规则,旨在排除实际履行请求权,然而由于该条文在立法上的表述较为简洁,导致实务对这一条款的适用存在分歧。履行费用应当仅限于债务人为克服履行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而不得不支付的额外费用,具体包括直接的金钱费用和时间成本、劳务支出、精神利益成本等非金钱费用;在评估履行费用是否过高时,比较对象应当是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可以借鉴德国法的规定,在判断债务人所承担的履行费用与债权人所能获得的履行利益之间是否严重不成比例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性质与目的、债务人对履行障碍的可归责性、双方当事人的预期利益与履行费用的比较等。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性质与征缴

从法律属性看，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视为“公法债权”或者“私法债权”均有不当，应将其界定为“公法之债”的费用。基于此，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征缴应确立“市场平均成本加指导利润率”的原则以及“预先缴存为原则事后追缴为例外”的模式，藉由行政公权保障落实。中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1条及部分环境单行法对代履行费用的负担范围、计算依据与救济程序均未明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收取标准、加强费用征缴与执行罚的适用衔接以及设立环境行政代履行基金，以期提升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实施绩效。

“履行费用过高”作为排除履行请求权的界限——“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后半句为实际履行请求权设置了排除规则,其正当性基础并非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者经济效益分析,诚信原则的解读进路亦不尽妥当,对意思自治和自我决定的尊重才是其正当性来源。就规范功能而言,本规则属于法定的风险分配规则,以履行障碍之额外费用负担的配置为宗旨。具体操作上,应当对债权人利益与债务人负担进行评估和对比,并在个案中经由综合衡酌进行判断,其裁量导向须与实际履行原则的价值基点保持一致。就其与情势变更原则的关系而言,应区分对待额外费用溢出于牺牲界限之前与之后两种案型。在前者,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实际上为情势变更原则设定了排除标准;在后者,情势变更原则因其法律效果上的相对弹性而应优先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有一定的选择权。对于不可抗力导致的额外费用过高,应排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只能由履行费用过高规则调整。

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动态适用——对《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第2种情形的具体化

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适用是有约必守、利益均衡和效率等原则冲突的结果。“履行费用”的审查模式分为绝对大小审查和相对比例审查。“过高”的判断以动态体系论为审查框架,其基础评价分为债务人履行费用的绝对值巨大和债务人履行费用与债权人履行利益严重不合比例,其要素包括有约必守、利益均衡和效率三原则与债务人履行费用、债权人履行利益、合同内容和可归责性。在个案中,应结合基础评价,权衡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谨慎适用该规则。

“合同履行费用过高”适用研究

《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中关于合同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存在先天性缺陷。在决定合同是否强制履行时,除了考虑合同的履行费用是否过高外,还应斟酌违约人是否存在故意、合同是否载有特殊目的等因素。实际上,当存在违约人故意、合同载有特殊目的和履行尚属可能等要件时,应考虑适用合同的强制履行。因而,以合同的履行费用过高为中心,以违约人故意、合同特殊目的为路径,结合学界理论与司法实践,对合同履行费用过高之规定进行理论审思与制度甄别,以期对理论和实践能有所助益。

情势变更与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之辨

情势变更原则曾在德国民法上依照"经济不能"处理,而履行费用过高在学理上被称作"实际给付不能",司法实践中多对两者区分不明。实际上,情势变更与履行费用过高在利益比较的对象、当事人的可归责性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别。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情势变更是指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失衡,而履行费用过高是指债务人的履行费用与债权人的履行收益显失比例。两者出现竞合时,优先适用履行费用过高,无论是从要件判断还是诉讼程序上都更为简便,但在当事人主张的情况下,优先适用情势变更也有其合理性。

关于海事行政强制执行中代履行费用问题的探讨

文中针对海事行政强制执行中代履行费用问题,从代履行费用的法律属性入手,对海事代履行费用的法律所属、预算核定、征收时间、事后追偿等关键点进行分析,并结合海事管理机构发展现状及代履行工作特色,在代履行费用征收的核定机制、时间选择、追偿方法、监督制度方面给出了参考建议。

合同“履行费用过高”的思考——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谈起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后段将"履行费用过高"设置为实际履行抗辩权的情形之一。该条文寥寥数字,解释空间甚大,但相关立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也极少。学者从理论研究之纷杂与实务判例适用之不统一现状出发,发现此条款解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试图从费用范围的确定,"过高"标准的比较对象,"过高"标准的衡量与"履行费用过高"例外因素的考量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对此法条适用的理解,以明晰条款之适用。从经济效益角度:"履行费用过高"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履约成本与双方利益的对比;对于公共利益的角度分析"履行费用过高":履行费用考虑"时间成本"与"法院的监督成本";司法实践中"履行费用过高"适用于"一物二卖"合同的履行之判断。对于"履行费用过高"这一判断,不能仅依靠一个单一的判断标准作出决定,应当将诸多须考量的子要素,放置于个案情境中予以综合考量。"履行费用过高"的一个判断序列应该为:(1)履约成本与债权人对于给付所享有的利益;(2)履约成本是否超过各方获得的利益;(3)履行成本与其他补救措施相比所需费用。

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研究

《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规定,如果非金钱债务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履行费过高的,则不宜以继续履行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该项的正当性基础不是合同目的落空或经济合理性,而是在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下起限制功能的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费用过高中费用应是不可预期的履行费用。履行费用过高规则是风险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移转的标准。判定是否适用该规则时,应立足于实际履行优先原则,将债务人为完成给付而需支出的除成本之外的花费与债权人获得的给付利益进行比较。认定履行费用过高并不意味着债务人即享有法定解除权,应当在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损害赔偿的基础上解除合同,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为替代交易。

履行费用过高的类案研究

"履行费用过高"是我国《合同法》第 110 条规定的,用以排除实际履行请求权的一项规则。但由于"履行费用过高"在立法上规定的过于笼统,导致实务中对这一条款的适用存在分歧和混乱。履行费用应是指为克服履行障碍而付出的金钱、时间、劳务等可量化成本,而不包括精神情感利益,费用过高的比较对象应是债权人的履行利益,过高的标准可以参考《合同法解释(二)》关于"明显不合理的高价"的认定标准,即超出市场价值的30%,但特殊情形下,如因债务人过错导致履行费用增加时,认定标准应适当提高。

“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及对规则适用的影响

“履行费用过高”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建立在效率最大化、诚实信用、合意欠缺等多元价值基础之上。效率最大化思想明确了履行费用的比较对象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履行费用和债权人履行利益之间的不均衡程度,应当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履行费用过高的主要标准。机会成本、未来成本、沉没成本、主观价值等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厘清履行费用过高判断时存在的争议问题。《民法典》规定履行费用过高规则并不意味着我国实证法承认了效率违约理论。诚实信用、合意欠缺等道义论思想,对该规则适用也起到必要的修正作用。债务人可归责性、合同内容应当成为判断是否构成履行费用过高的酌因素。债务人应当在知悉履行障碍发生后不迟延地提出抗辩,以避免对债权人造成不确定性。

给付不能之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

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2款后段将"债务标的履行费用过高"设置为给付不能的情形之一。然该条文寥寥数字,解释空间甚大,相关立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也极少。履行费用过高,要求债务人履行给付所须支出的费用与债权人从给付中所得的利益严重不成比例,它与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要件应严格区分。履行费用过高是一种需要当事人主张的抗辩权,在法律效果上,应当参照一时履行不能之理论。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质疑与替代性框架的构建--兼评《民法典》第580条

无论从司法实务中的需求﹑解除权的基本原理还是比较法上的立法例来看,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均显得理据不足。可能的解决方案为,从《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的规定出发,区分履行不能是否系由违约行为所致。在非因违约行为导致履行不能的场合,解释上应认为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自动消灭,合同进入事实上的清算关系。在因违约行为所致履行不能的场合,履行请求权亦自动消灭,非违约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要求违约方负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守约方怠于行使解除权的场合,应当承担解除权消灭﹑自担损害等不利后果。

强制售卖与合同僵局化解——评“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既有研究对“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履行费用过高场合的违约方解除权,但该案并不构成履行费用过高,裁判观点存在对“履行费用过高”概念的“不当限缩”和“不当扩张”,以履行费用过高推导出违约方解除权也存在法律解释上的错误。若要一般性地解决该案及类似案件中的争议,宜借鉴强制售卖制度。该制度成立的价值基础在于区分所有关系下所有权的固有限制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的要求,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区分所有关系下共同体的存续。强制售卖的实体性要件包括严重的义务违反和无法继续维持区分所有关系,程序性要件为须经业主的特别多数决通过。

合同法110条第2项的性质分析——以冯玉梅案为例

冯玉梅案的判决引起了合同法110条第2项适用的争议,同时该项的性质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性质的争议包括:违约方解除权说,情势变更说,违约方主动赔偿说和拒绝履行抗辩权说。在比较法上可以把该项认为是一种给付风险规则,给付不能情况下适用给付风险规则比违约方解除规则更具有优势。但鉴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完善的给付风险的规定,可以认为合同法110条第2项是一种抗辩,抗辩说符合立法上的解释和法律适用的价值取向,也可妥善解决冯玉梅案的僵局。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路径选择与裁判应对

“效率违约理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并不违反诚实信用或公平等道德原则,需结合各国相关理论和实践为其正名,证成违约方特定情形解除合同的正当性。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路径选择上,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在司法审判中都应衡酌案件类型及违约方是否蓄意违约,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及经济上的合理性,损害赔偿的程度等,结合个案情况与社会利益保护作综合判断。

非金钱债务履行的新规定

上一期,我们解读和探讨了《民法典》中关于合同解除效力以及提存的新规定「本期将谈谈《民法典》中关于非金钱债务履行的新规定。事关非金钱债务不能履行的新规定《民法典》合同编第580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