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与贺敬之:从延安出发的新中国歌颂者

贺敬之与郭小川作为从延安出发的青年诗人,在他们跃进的青年时期,曾受到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在诗歌领域初步显示出了他们的创作才华,但仍不免暴露出诗歌艺术的粗糙与青涩,诗歌主题表现为对旧时代苦难的控述。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们听从《讲话》的号召,投入到社会火热的斗争中去,逐渐成长为时代的战士诗人,从描写旧社会的黑暗到歌颂新时代的新气象,始终带着战斗的激情去创作。虽然二人的艺术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都贯彻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力求做立足于时代的大诗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从延安出发走向新社会的诗人们,以笔为矛、战斗一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初心。

贺敬之、郭小川的战时经验与“忠诚证明”

1950年代,新中国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发展和建设时期。有过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的作家,在其时创作出来的一批作品,至今仍然在文学史和读者中间流传,研究者对其的关注和阐释,也层出不穷。那么,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研究价值的底蕴何在?本文选取贺敬之诗歌《回延安》《放声歌唱》、郭小川《致青年公民》《一个与八个》等作品,结合近年间披露出来的相关资料,揭示其在时代主流话语与个人曲折感遇之间的裂隙与隐衷,揭示其作者何以会对战时经验和忠诚证明进行浓重的描述和表白,以此显现其在面对新的时代语境时的激情与困惑、清醒与迷惘、高亢与悲凉等情绪混杂交织的复杂心态。

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

贺敬之虽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但只有楼梯式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种艺术体式虽然有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来自于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法国以阿波里奈尔为代表的绘画流派,三种艺术资源共同构成了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观感的艺术"、"吟唱的艺术"和"力感的艺术"的特征,并以此成为其诗歌艺术的生命之源。本文主要从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的角度讨论其构成要件,并对其艺术构成中的种种中外因素作出分辨与评价,以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贺敬之诗学品格论

在六十余年的文艺生涯中,贺敬之创作了大量的新歌剧(包括秧歌剧)、新诗、“新古体诗词”、歌词。在这一系列的诗学(广义上)实践中,贺敬之逐步形成并完善着自己的诗学品格。其基本特征有:一、注重对史、情、理三种诗学本质的融合。但相对来说,新歌剧重“史”,政治抒情短诗(包括歌词)和“新古体诗词”重“情”,长篇政治抒情诗重“理”。二、致力于典型、意境、象征三种诗学境界的建构和融合。但比较而言,新歌剧钟情于“典型”,政治抒情短诗(包括歌词)和“新古体诗词”偏爱“意境”,长篇政治抒情诗侧重“象征”。三、不断尝试多种诗体,如诗剧体、自由体、民歌体、楼梯体、“新古体”等,努力实现诗体的古与今、中与外的多元融合。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

激情点燃智光——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特色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这激情在三个层面展开: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历史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诗人在这三个层面展开的激情,都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相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其点燃的智光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对民族历史的思考,对祖国未来的想像和预言,都直接地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与审美的基本倾向。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一种新型的文学话语空间的开创——重读贺敬之的“红色经典”

从话语融合的角度,本文试图揭示贺敬之红色经典的多元文本结构。在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和《画中人》里,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和启蒙话语实现了有机的主题话语融合。在经典政治抒情短章《南泥湾》、《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和《西去列车的窗口》里,通过对古典田园诗、游子诗、怀古诗、山水诗和边塞诗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革命话语与古典话语的主题二重性融合,包括同一性融合和对立性融合。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经典《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里,与主流的革命政治话语相对应,贺敬之实现了西方现代楼梯体与中国古典诗文体式(主要是颂体—骚体—赋体)的文体话语融合。

“情”的政治与抒情的政治学:20世纪中国政治抒情诗——以贺敬之政治抒情诗创作为个案

政治抒情诗通过对"情"的政治化处理,建构了"抒情"的政治学维度。20世纪中国政治抒情诗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抒情。它的兴起、发展、转换和变形,其内涵和美学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意志和政治意志。作为典型个案,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对国家美学和人民美学的抒情性建构。政治抒情诗的历史意义及困境源自诗学与政治学的张力与悖谬,是中国现代性悖论的典型症候。

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在贺敬之近七十年的创作道路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大体表现出结合状态,就整体而言,更多地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他立足民族的土壤,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底层潮流”,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思想和感情相融合前提下的主体性张扬;以“大我”主导审美倾向,努力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抒情形象;熔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炉,并且倾向于未来的思情取向,等等,都表明他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歌者。

贺敬之诗歌的“红色基因”及其当下价值

“红色基因”是中国革命文学永葆本色的遗传因子和生命密码,充分体现了中国革命文学的身份自信和使命担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红色基因”最切实的承载者和传递者,贺敬之诗歌的“红色基因”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信仰之忠诚,二是情感之真挚。贺敬之的诗歌深化了中国革命诗歌的红色传统,又创造了新的高度,成为一种更纯粹更深厚的“红色基因”。文学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或者说文学如何书写政治,贺敬之的诗歌在新时代的文学书写中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何其相似两巨星——谈郭小川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趋同现象及文学史的评价

郭小川和贺敬之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但他们的政治抒情诗非常相似,表现在它们的视野和构思都在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感情和心胸都是年青时高昂而豪迈,中年之后殷切而深沉;风格和韵味都是一样的开阔和大气。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所说的它们各自的独特性缺乏依据,并不客观。而它们之所以如此相似,完全是由工农兵文学的规范化创作原则造成的。其所谓"大我""小我"结合,实际上只有"大我",抛弃了"小我",以致出现了创作的趋同化现象。

试论贺敬之诗歌的音乐美

诗歌是最富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诗歌的音乐美是诗歌艺术美的重要内容之一。贺敬之诗歌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韵律与节奏 ,而这两者又与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有机结合。从贺敬之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中 ,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只有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声韵自然、节奏谐美的诗篇 ,才是真正的好诗。

从贺敬之的诗集看歌剧《白毛女》的“原创性”

贺敬之等同志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经过66年的历史检验，已被公认为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翻身解放的红色经典、五四以来中国歌剧最优秀的艺术精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歌剧的奠基作。近年来，有人对该剧本的著作权发出置疑，我以为置疑者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贺敬之诗歌的狂欢化色彩

贺敬之的诗,无论从其时间性,还是其空间性,都充满着浓厚的狂欢化色彩。就时间性看,贺敬之很少关注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而是对脱离了常规的事件和日子情有独钟。就空间性而言,贺敬之诗的空间总是伴着诗人的情感流动而流动,随着诗人高歌的时代潮流而奔涌,具有一种浓厚的广场狂欢的氛围,充溢着广场狂欢的双重性;肯定与否定、欢乐与讥笑、摧毁与新生、黑暗与光明等因素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相互混杂。

从《乡村的夜》看贺敬之早期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乡村的夜》是贺敬之早期诗歌创作的集子,它通过真实地描写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倾注作者强烈的主观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本质,集中体现了贺敬之早期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战士式的诗人与战士型的诗——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进取精神与时代担当

贺敬之是一位诗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不论他是否跻身军旅,也不论他是否身着戎装,他都永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士式的诗人.因为他不仅把写诗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和责任,而且在他所有的诗歌中都充盈着战士的情怀、战士的气魄、战士的坚韧与战士的刚烈.

论贺敬之叙事诗集《乡村的夜》

《乡村的夜》一次次把死亡凸现出来,饱含着对下层人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性的呼唤;而具体描摹的人物命运又给人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它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技巧则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