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贾谊论》人才思想探究

苏轼曾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朝,前后达四十四年。这期间可谓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作为二十五进论之一,《贾谊论》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政治家要实行改革,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有所妥协,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个人而言,在遭受挫折之后,应当正确对待,不能一蹶不振。也就是说从政治的角度讲,苏轼在《贾谊论》中体现了丰富的人才思想,即要"忍、待";要"善处穷时";要"全其用",需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贾谊论》注商二则

对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文选《贾谊论》

贾谊论礼与法的关系

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基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及现实的双重原因,贾谊重新反思法的不足,并详细论述了法以及法和礼的关系,提出当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精神,礼法并用,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贾谊对礼与法的论述,兼综儒法,是对先秦以来礼治与法治论争的一个总结。

从《贾谊论》看苏轼之“善处穷”

苏轼在《贾谊论》中表达的"善处穷"思想,主要来自于父亲苏洵的影响和自身的人生经历。尽管苏轼作《贾谊论》时才二十四岁,但其豁达的"善处穷"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苏轼一生宦海浮沉的经历处处可见其"善处穷"。

从苏轼《贾谊论》理解中国文人遇与不遇的焦虑

中国历史上,年少成名却英年早逝,最为人怅惋的便是贾谊。他有位至公卿之才,又有怀才不遇之哀,更是中国文人身遭困厄时叹惋、寄托与怀想的对象。究竟贾谊是遇是不遇?如果说是怀才不遇,责任在君主还是贾谊自己?司马迁、班固、欧阳修、王安石皆有所论,中国文人对遇与不遇的焦虑可见一斑。而苏轼《贾谊论》独树一帜,由能否“自用其才”的省思切入,提出“能待”“能忍”的处世之道,并从中认识苏轼由处穷待变到旷达从容的人生哲思,发现中华文化的千古常新。

贾谊《旱云赋》创作时间考

贾谊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汉文帝时期曾任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被贬长沙为贾谊仕宦生涯的重大转折点。诸多史料表明,贾谊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被贬长沙说为正解。《旱云赋》为贾谊重要作品。从内容来看,此赋为夏秋之交大旱实录,恰对应《汉书·五行志》前元三年初秋大旱之记载,贾谊赴任长沙亦正值此时。从主旨来看,《旱云赋》为贾谊自寓身世、怨愤失意之作,无疑创作于其被贬长沙之后。从写作地点来看,该赋作于长安城外渭水之畔。

浅谈贾谊的治安之策

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西汉初期,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统治者迫切需要稳定朝政,贾谊适时地提出了一套治国理政的思想。贾谊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融汇了道、法、墨、阴阳等各派思想,具有“颇通诸家之书”的特征。通过深入分析汉初社会的现状,形成了其独特的“礼法”观,强调礼法并用、以礼为主。贾谊强调仁爱治国,提倡统治者施行仁政,在重视礼与法的同时把仁义精神贯彻其中。贾谊的政治思想为西汉王朝提供了一套礼、法、仁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对西汉时期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历史人文故居修复工程设计——以贾谊故居二期修复工程为例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历史的沉淀,需要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当今旅游业日渐发达,打造城市特色,发掘历史文化的浪潮在全国兴起。而名人故居作为城市文脉的缩影、城市记忆的延续、城市形象的代表,是城市建设规划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文章以贾谊故居二期修复工程为例,结合长沙历史人文底蕴,从设计理念、设计规划、功能布局、园林特色等方面探讨历史人文故居修复工程设计。

从屈原、贾谊到张衡赋作看早期文人精神家园的构建

“士不遇”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遭遇,面对不得志的现实困境,他们选择了用不同方式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从屈原的上下求索、舍生取义,到贾谊的全身远害、自珍自藏,再到张衡的归趣田园、意隐逍遥,可以梳理出中国早期文人士大夫构建精神家园的轨迹和脉络,感悟不同时期文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境界。特别是张衡的《归田赋》,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赋坛上独领风骚,对于中国早期文人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同时也给予生活在快节奏、高压力下的现代人一些启示。

走进贾谊故居,探寻历史足迹

名人故居是历代名人曾经生活或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是他们曾经的生活场所,更是他们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通过名人故居,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精神风貌,参悟他们的智慧。贾谊故居就是这样的地方,充满了历史韵味。贾谊故居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是贾谊在世时生活过的地方。贾谊故居见证了湖湘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也见证了贾谊这位文化名人的成长。在贾谊故居中,我们可以看到贾谊使用过的物品,听到那些与贾谊人生历程有关的故事。这些物品与故事,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贾谊。

一篇立意独特的政论范文——苏轼《贾谊论》赏读

《贾谊论》原文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

贾谊因其政治上的锐意独行而遭贬谪长沙,从而形成他融有南方巫风的黄老思想,反映在文章中,分别是政论文的轩昂霸气和辞赋的凄丽悱恻;回归朝廷之后的信心重燃和适意心情恰应对了后期策疏文的恬淡理密与气势捭阖兼具。贾谊《左传》学的造诣使他的文章平添文藻,他对古今南北不同时地文化的融铸又使他的作品为学术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略论贾谊的有为治国之策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年)将儒家思想的精神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的治安之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显示了儒家学说对治世安民的社会作用。通过他的应变创新,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贾谊实为汉代儒学复兴之先驱。

贾谊所见书蠡测

西汉初年贾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历史发展证明其中很多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有着怎样的学术来源。具体来说,当时贾谊所看到的都有哪些重要的著作?根据贾谊的学术背景、其作品的征引以及新近出土的文献,可以推论贾谊所见典籍的概况,为我们深入探讨其思想来源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

贾谊《治安策》与儒家政治秩序的重建

出于对秦朝灭亡的反思总结,贾谊提出以"仁义""礼义"作为根本要道来治理汉朝,真正开启"治天下"的道路,彻底改变西汉开国以来的"取天下"格局。为了切实可行地达到这一宏大的政治目标,贾谊建议有罪官员自杀以免除刑罚。有罪官员的自杀有利于培养其气节廉耻感。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官员有了廉耻感,不但有利于国家政治的治理,而且有利于优美、淳朴、厚重社会风俗的形成。良好的风俗有力地"托"起了政治,使政治不复堕落败坏。在贾谊主张有罪官员自杀的背后,潜藏着他重建儒家政治秩序的长远目的,这一目的在贾谊之后得以逐步地恢复和实现。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要能够深入理解其价值与意义,必须超越现代视野。

试论贾谊仁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在吸取前人思想、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及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阐发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他认为施仁义、行博爱才是治国之本,统治者应该用贤爱民、重本抑末、慎用刑罚才会天下大治。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不是生而俱有,而是“教习然也”,是由后天环境影响和学习所造成的,因此主张通过以礼为主的后天教育,来使人性向好的方向发展,才有利于国家的兴盛。贾谊政治思想中蕴含的哲学理念对其政治主张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