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改革开放中的反贿赂斗争

贿赂是受贿、行贿和介绍贿赂等行为的总称。如何针对改革开放中贿赂现象的行为特征,更有效地开展反贿赂斗争,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个亟待解决而又有一定难度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 一、当前贿赂现象的行为特征 贿赂作为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贪利性犯罪和亵渎职责罪,其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这一本质特征在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期,呈现出新的行为特征。

“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辨析

"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之争,完全囿于现有关于占有不法原因给付财物性质的各种理论都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可以通过刑法规范本身,分析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财物以及受托人是否向"受贿人"转送财物的刑法规范评价,进而对财物的性质(是否属于犯罪工具性财物)作出评判,在此基础上,根据"截贿"的不同手段,分别界定为诈骗、侵占以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介绍贿赂罪的疑难问题研究

介绍贿赂罪是贪污贿赂罪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争议最大的罪名。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既包括行贿罪或者受贿罪的帮助行为,也包括部分独立的介绍贿赂行为。介绍贿赂罪的上游范围包括行贿罪、对具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截贿”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构成诈骗罪或者侵占罪。介绍贿赂罪仍然具有保留的必要性。

医疗商业贿赂的博弈新论及其治理对策——结合新医改方案的思考

医疗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损害了患者利益,冲击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体系,滋生了腐败和经济犯罪。医疗商业贿赂博弈模型及其改进分析表明,"高薪养廉"不一定有效。实施商业贿赂与受贿者的收益无关,因而盯住在职收入低的部门主管和其"东窗事发"后转换工作带来的净收益都是错误的,限制受贿者的从业资格也是无效的。商业贿赂发生的概率与监管成本正相关,与监管收益负相关。必须结合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实施"制度反贿",即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创新监督管理模式;规范医药产品的采购和使用制度;完善反商业贿赂立法;健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与自律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和注册医师的补偿政策;重视发挥教育和道德的净化和制约作用。

“公贿”现象透析

在当前的腐败现象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等)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法人腐败”现象,其中特别是“公贿”问题,由于其日益普遍化、公开化、“合法化”的发展态势,更加引起人们关切和担扰。 一、“公贿”的性质及特点 所谓“公贿”,即“公款集体行贿”,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党政国家机关、

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基于进一步严密腐败犯罪法网、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落实减少和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政策及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立法论来看,未来应进一步地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贪贿犯罪的立法:将贿赂犯罪的标的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以及独立配置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贿托”众生相

代表人物一：徐炳松夫人。周卫东在广西玉林本是个小人物，他是玉林地区文化局演出公司下属的文达装潢公司的经理。当时，徐炳松是领导900多万人的地委书记，周卫东通过攻克“外围”，徐炳松的夫人，终于攀上了地委书记这门“高亲”。原来，徐炳松的妻子曾任玉林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周卫东作为“识相”的部下，通过走夫人路线。

论贿款公用的定罪量刑问题——对上海《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的质疑

在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认定中,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受贿款项的用途作为法定量刑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对贿款公用的数额采取"扣除法"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上海市近期出台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关于贿款公用的相关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受贿罪犯罪形态理论。建议在刑法第386条中,将"受贿所得数额"删除,保留"受贿情节",按照受贿情节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香港反贪贿法律体制评析

香港自 2 0世纪 70年代开始到目前短短的 2 0多年 ,反贪贿业绩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有效的反贪贿法律体制 :一是机构独立、特别授权、公众协助相结合的外部管理体制 ;二是执行调查、预先防止、联络教育相结合的内部协作制度 ;三是重视举报、举证倒置、证人免责相结合的调查取证制度 ;四是以禄养廉、以严求廉。

元代反赃贿法述论(续)

本文揭示了元代反赃贿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并将这一过程分为雏型期、初步确立期、确立与调整期、补充与完善期 ,分类探讨了反赃贿法在各时期的主要内容。

贿赂案件中文物、字画等贿物价格的认定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时常遇到以文物、字画等作为贿物的案件,而由于文物、字画不像一般商品那样有市场价格可据,故给此类贿物的价格认定带来了难度。特别是在贿赂一方或双方对贿物本身的性质、价值认识不一,行贿者购买贿物的价格与贿物的实际价值存在较大差异,以及贿赂双方或一方对真、假文物、字画产生错误认识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贿赂金额,直接关系到对受贿者的定罪量刑。对此,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等没有相应规定,学理上也缺乏相关的研讨,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公正、公平地认定该类贿物的价格,以最大限度地在司法实践中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截贿”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研究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没有解决截贿对象的归属问题,产生了截贿对象是否具有法益的论争,出现了本权说与占有说、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之间的对立。对截贿行为的评价必须立足截贿人的截贿行为,而非放在给付人的财产权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一视角上。截贿行为侵犯了基本的财产秩序,具有可罚性和刑法介入规制的必要。形式上,截贿对象拥有财物属性,法益上看,截贿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从维护财产秩序角度具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故截贿行为宜纳入侵财型犯罪予以规制。基于截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贿赂犯罪实行行为的寄生关系,截贿行为无法评价在介绍贿赂行为之中,宜区分为共犯与非共犯情形。对后者的规制,需立足我国财产犯罪刑法教义学,重视对"错误认识""处分行为"的判断,区分诈骗罪与侵占罪,并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因截贿而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行为偏差进行具体处断。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总置评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贪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调整。总体而言,所作出的调整契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但从微观着眼,一些具体的数额设定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警示了啥

官员以权谋私，敛聚钱财，从前大致是走两条道。一是做“红顶商人”，又做买卖又当宫，集公权、私权于一身，“消灭”竞争对手，坐享垄断暴利。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然而“红顶商人”早已做不下去了，贪污之道毕竟又是“刀口上舐血”，弄不好人财两空。于是有些官员就“以变应变”，让子女当“贿托”而“曲线受贿”，成了一些官员寻租的边门。在侯行知侯或“父子受贿案”中，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历程、反思与前瞻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为了适应惩治贪贿犯罪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贪贿犯罪立法,但仍然没有改变“厉而不严”的立法模式,法网不严密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未来完善我国贪贿犯罪立法模式应当是“严而不厉”,基本设想是:放宽贪贿犯罪构成,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提升“情节”在贪贿犯罪中的法律地位;完善行贿犯罪立法;贪贿犯罪罪名体系由“二元制”回归到“一元制”;贪污罪、受贿罪分别设置法定刑;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改造无期徒刑;完善财产刑和资格刑;废除特权立法,实现从严治贪。

贪贿高官量刑规范化研究——基于2013年—2017年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分析

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财产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宽处罚情节适用宽泛。贪贿高官量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为了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议明确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扩大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进一步完善财产刑,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建立贪贿犯罪量刑案例指导和量刑说理制度。

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质疑

"两高"《解释》大幅度提高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背离中央惩治腐败的基本立场和刑事政策;背离了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原则;提高数额标准的依据不科学,背离国情民意;违背优秀的中华法制传统;背离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贪贿犯罪治理路径;贪贿犯罪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现象将更为严重。建议及时修改或废除这一司法解释。

论“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及惩治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新情况,由以往贪占钱物及金银等的“俗贿”、“俗贪”正在向“雅贪”、“雅贿”转变。所谓的“雅贪”、“雅贿”。就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交换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进而达到等同金钱或大大多于金钱的利益。这种“雅贪”、“雅贿”现象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增加了打击腐败的难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更大。只有深入挖掘“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更好地防止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性贿赂”行为入罪问题探析

"性贿赂"分为两种:一是行贿者自己亲自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而谋取非法利益;二是雇用性职业者(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指出前者是"权色交易"的行为,具有非财产性、取证难、操作难等特点,不宜使之犯罪化;后者本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办法,将其纳入贿赂犯罪的调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