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贿领域反洗钱机制构建中的检察价值

腐败与洗钱有极强的共生性,严厉打击下游洗钱犯罪是惩治腐败的内生需要。洗钱行为表现多样、手段隐蔽、危害严重,但现有法律制度及监管机制在打击贪贿领域洗钱活动方面存在争议分歧有待统一、刑事打击合力不足、跨境追逃追赃难等诸多问题。按照当前时代背景下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要求,尝试提出解决方法和思路,并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角度探讨涉腐案件反洗钱体系构建中的检察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截贿”行为的定性:中外比较与借鉴

“截贿”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在中外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均颇具争议。究其原因,还在于对委托人将行贿款物交付受托人这一行为的性质认识不清。行贿人基于不法原因而给付受托人的财物,受托人只是暂时持有,该财物所有权并未发生终局性的转移。受托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截贿”行为,可能构成财产性犯罪。“截贿”行为的性质呈现多样性,根据财物的性质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不同时间节点,行为人既可能构成诈骗罪、侵占罪,也可能构成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实务中需在贯彻正确的审判理念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

战国时代吏治中的反贪贿思想与实践

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官员贪贿现象日益严重,官僚治理存在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了促进吏治清明,保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各国统治者以诸子反贪思想为理论基础,从以德促廉和重典治贪两种思想取向出发,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进行反贪惩贿。在立法、选官、考核和监察等方面,各国建立起了一系列预防与惩治官员贪贿行为的制度和规范。这些措施不仅继承了前代反贪惩贿的传统,而且为后世反贪惩贿制度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截贿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

行贿受贿行为中,通常不是由行贿人和受贿人直接转交财物,而是存在中间人的介入。因第三人的存在,常常会出现截留行贿款的情形。行受贿本身是违法行为,贿款在法律中属于“不法原因给付”。截留不法原因给付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犯罪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首先对截贿行为的具体内涵进行分析,将它与骗贿行为相区别。其次,分别探讨中外理论上现存的三种观点,选择其中的“二分说”对这类行为做出类型化分析。因中间人的身份不同,将其分为行贿人的委托人和受贿人的委托人。再对具体的行为方法进行认定,确定是不构成犯罪,还是应当认定为诈骗罪或是侵占罪。

医疗商业贿赂的博弈新论及其治理对策——结合新医改方案的思考

医疗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损害了患者利益,冲击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体系,滋生了腐败和经济犯罪。医疗商业贿赂博弈模型及其改进分析表明,"高薪养廉"不一定有效。实施商业贿赂与受贿者的收益无关,因而盯住在职收入低的部门主管和其"东窗事发"后转换工作带来的净收益都是错误的,限制受贿者的从业资格也是无效的。商业贿赂发生的概率与监管成本正相关,与监管收益负相关。必须结合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实施"制度反贿",即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创新监督管理模式;规范医药产品的采购和使用制度;完善反商业贿赂立法;健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与自律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和注册医师的补偿政策;重视发挥教育和道德的净化和制约作用。

“截贿”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研究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没有解决截贿对象的归属问题,产生了截贿对象是否具有法益的论争,出现了本权说与占有说、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之间的对立。对截贿行为的评价必须立足截贿人的截贿行为,而非放在给付人的财产权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一视角上。截贿行为侵犯了基本的财产秩序,具有可罚性和刑法介入规制的必要。形式上,截贿对象拥有财物属性,法益上看,截贿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从维护财产秩序角度具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故截贿行为宜纳入侵财型犯罪予以规制。基于截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贿赂犯罪实行行为的寄生关系,截贿行为无法评价在介绍贿赂行为之中,宜区分为共犯与非共犯情形。对后者的规制,需立足我国财产犯罪刑法教义学,重视对"错误认识""处分行为"的判断,区分诈骗罪与侵占罪,并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因截贿而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行为偏差进行具体处断。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总置评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贪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调整。总体而言,所作出的调整契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但从微观着眼,一些具体的数额设定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基于进一步严密腐败犯罪法网、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落实减少和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政策及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立法论来看,未来应进一步地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贪贿犯罪的立法:将贿赂犯罪的标的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以及独立配置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历程、反思与前瞻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为了适应惩治贪贿犯罪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贪贿犯罪立法,但仍然没有改变“厉而不严”的立法模式,法网不严密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未来完善我国贪贿犯罪立法模式应当是“严而不厉”,基本设想是:放宽贪贿犯罪构成,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提升“情节”在贪贿犯罪中的法律地位;完善行贿犯罪立法;贪贿犯罪罪名体系由“二元制”回归到“一元制”;贪污罪、受贿罪分别设置法定刑;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改造无期徒刑;完善财产刑和资格刑;废除特权立法,实现从严治贪。

贪贿高官量刑规范化研究——基于2013年—2017年省部级以上高官刑事判决的分析

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高官贪贿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一人多罪现象增多,主刑适用力度大幅度下降,财产刑的适用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宽处罚情节适用宽泛。贪贿高官量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平衡。为了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议明确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立即执行,扩大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进一步完善财产刑,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建立贪贿犯罪量刑案例指导和量刑说理制度。

“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辨析

"截贿"行为的刑法性质之争,完全囿于现有关于占有不法原因给付财物性质的各种理论都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可以通过刑法规范本身,分析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财物以及受托人是否向"受贿人"转送财物的刑法规范评价,进而对财物的性质(是否属于犯罪工具性财物)作出评判,在此基础上,根据"截贿"的不同手段,分别界定为诈骗、侵占以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质疑

"两高"《解释》大幅度提高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背离中央惩治腐败的基本立场和刑事政策;背离了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原则;提高数额标准的依据不科学,背离国情民意;违背优秀的中华法制传统;背离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贪贿犯罪治理路径;贪贿犯罪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现象将更为严重。建议及时修改或废除这一司法解释。

论“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及惩治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新情况,由以往贪占钱物及金银等的“俗贿”、“俗贪”正在向“雅贪”、“雅贿”转变。所谓的“雅贪”、“雅贿”。就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交换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进而达到等同金钱或大大多于金钱的利益。这种“雅贪”、“雅贿”现象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增加了打击腐败的难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更大。只有深入挖掘“雅贪”、“雅贿”产生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更好地防止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威慑理论视角下贪贿犯罪罚金刑的配置及其实践——基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九条的思考

贪贿犯罪作为贪利性犯罪,本质上不能脱离"贪利性"。《刑法修正案[九]》将罚金刑引入贪贿犯罪,填补了贪贿犯罪一直以来罚金刑缺位的刑罚断层。罚金刑是威慑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当前贪贿犯罪罚金刑的立法框架下,罚金刑对贪贿犯罪的威慑效能有限,除受限于立法外,司法对接也存在诸多障碍因素。立足威慑理论,罚金刑最佳的威慑效应要求立法和司法均适应威慑理论机制,即在立法层面,修正贪贿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标准;在司法层面,从罚金刑的适用到执行坚持理性司法。

中间人截贿构成侵占罪的法理分析

贿赂犯罪中,行贿人委托中间人转交行贿款的行为是基于不法原因的委托行为;中间人占有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在理论界有否定说、肯定说和两分说。区分不法原因给付和不法原因委托的两分说,不仅有利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兼顾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而且有利于保护"委托信任关系"这一法益和预防类似犯罪。对截留的款物是否属于"他人的财物"的判断,对于认定截贿行为是否侵占罪也具有重要价值。截贿行为的定性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应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结合截贿行为在接受委托及其后的具体行为表现以及犯意产生的时间、主观的犯罪目的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贪贿资金追缴问题研究——以洗钱犯罪为视角

贪贿资金追缴是截断贪贿犯罪利益输送,增大犯罪成本的防控途径之一。国际社会和中国刑法皆以洗钱犯罪作为贪贿犯罪的下游犯罪加以严控,力求用此刑法规范约束犯罪行为。国内从刑法修正案(六)到刑法修正案(九)历经修订,都彰显了以洗钱犯罪控制贪贿犯罪,恢复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宗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对涉贪贿洗钱控制也给予了详尽规定。但是司法实践适用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例实证剖析到司法解释阐述运用,呈现出现实需求紧迫和追缴收益失衡,追缴网络严密和追缴难度日增的矛盾。究其原因,理论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和国际合作皆有可提升完善空间。如能强化理论研究,拓展探讨空间;完善反腐和反洗钱立法,加强涉贪贿洗钱犯罪司法适用;结合国际要求和本土实践,拓展国际司法合作,树立互利互惠理念,构建合作双赢的常态机制,或许能对贪贿犯罪资金追缴有所裨益。

切实开展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

探讨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治理工作。通过分析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及本院商业贿赂治理工作经验,提出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具体措施,抵制医药回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仍需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便统一认识。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内既不能减刑、假释,也不能暂予监外执行。对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贪贿犯罪行为,不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适用终身监禁,并不违背《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贪贿犯罪量刑公正难题之破解——基于100例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判决文书的实证分析

贪贿犯罪量刑公正与否是检验和评价我国司法公正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对100份贪贿犯罪判决文书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贪贿犯罪量刑存在轻刑化现象严重、量刑失衡问题突出、财产刑使用标准不统一、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员误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法官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等。基于此,司法人员应当坚持从严反腐理念;对从宽量刑情节严格依法认定;从严控制缓刑、免刑适用;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发布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