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设立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相协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往来中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不得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应在我国刑法中设置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文章从国际商务反腐的时代潮流出发,主要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公约及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我国刑法应该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并从犯罪构成、刑罚处罚、贿赂对象、贿赂范围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言。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国际商业反贿赂制度化研究——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为研究条款

国际腐败正由单一性状向多元性状发展,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国际商业贿赂问题,不仅被《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禁止,还被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世界各国国内立法所规制。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我国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该条款的设立与国际公约有机结合,有效遏制了我国国内的国际商业贿赂行为。然而,由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立法与国外法律条款仍有差距,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犯罪认定、犯罪构成及其界定等相关问题。因此,借鉴国外典型立法,完善我国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相关立法,仍是我国司法界之重大课题。

论我国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发展趋势原因与预防

我国公务人员贿赂犯罪侵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贿赂犯罪的发展趋势表明,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对其治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家既要严密监督制度,也要提升执法能力,不断完善事前和事后防控.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方式、贿赂范围、贿赂对价四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而且这些规定是在其他公约规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在规制这一行为时,应当注意与国际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法人责任的实际范畴,法定刑的设置也应当遵循轻刑化原则。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方式等方面加以理解。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这不合国际商务反腐的潮流。从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与接轨方式看,有必要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范畴。同时,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

以《反腐公约》为视角论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正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之浪潮，腐败犯罪愈益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的特征。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惩治与防范腐败犯罪普遍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并成功地探寻出一些惩治腐败犯罪的基本策略。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更可谓世界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犯罪共同智慧的结晶。其所确立的防腐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对健全和完善各国反腐败法律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该《公约》于2005年12月14日在我国生效。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负有履行《公约》的义务，《公约》也必然会给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带来相应的变化。为了全面履行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的义务，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也为了使中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更为科学、更为严密，笔者认为，中国刑法应当完善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如下立法规定。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国家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心理分析

尽管导致某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原因各异,但心理失衡是引发他们进行经济犯罪的主要原因。贪婪、侥幸、投机、交易等不良心理引导他们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了解和掌握国家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心理,对于侦破和审理这类案件会起到重要作用。

略论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组织官员行贿罪

2003年12月9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行为纳入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畴。对此项修改的立法背景和法条设置科学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实证研究与刑法规制

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国已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也开始面临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世界性难题。在当前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日益泛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实证的视角对目前在华外国公司的商业贿赂犯罪问题形成清醒的认识,继而探寻防治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路径。

外国法人在境外贿赂犯罪的管辖权问题研究——以徐放鸣受贿案为引线

随着法人在一个以上国家犯罪情况的日益增多,犯罪地国如何按照属地原则实现对犯罪的外国法人进行管辖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原财政部官员徐放鸣受贿案所涉及对外国法人管辖问题的分析,认为:犯罪地国和外国法人国籍国都有权进行管辖,但犯罪地国应利用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制订或修改相关的管辖规则,积极行使属地管辖,维护本国的经济法律秩序和国家利益。

完善罪名体系 重构犯罪要件──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若干思考

完善罪名体系 重构犯罪要件──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若干思考苏惠渔，游伟在惩治贿赂犯罪的整个立法体系中，刑事立法工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刑法体系的具体构建上，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粗疏、有的细密、有的集中、有的分散，乃至在对贿赂犯罪处罚的轻重程度上...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通常适用三个特殊证据规则 :一是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有坦白保护规则和习惯排除规则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坦白免予起诉规则、坦白不得采证规则两项内容 ,后者包括合理排除规则、公务行为除外规则和完全排除规则三项内容。二是证据推定规则 ,其适用的前提是必须已证明一方行贿或受贿 ,并允许被告人反证 ,同时对案件性质、范围以及贿赂数额又有一定的限制。三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包括证明的主体、对象、要求和效力

贿赂犯罪罪名的国际比较——以中国、日本和联合国为例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已成为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随着各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如何从定罪上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成为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高度重视的问题。1948年日本昭和电工案和1976年的洛克西德案,使日本刑法增加了贿赂犯罪的罪名,同时加重了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国刑法在罪名体系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刑法典与日本刑法典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贿赂犯罪罪名的比较,提出了中国应当建立科学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贪污贿赂犯罪心理剖析与预防对策

纵观古今中外的发展史,一个国家、一种政治制度的萧滞、败落,无不归因于统治阶级日益严重、无以阻止的政治腐败。当前在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是政治腐败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它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一方面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秩序,影响和阻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清正廉洁形象,成为腐蚀我们国家健康肌体的一颗毒瘤。因此,国家要稳定,政权要巩固,须臾不能忽视一手抓经济发展。